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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流传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各民族地区的《尼山萨满》，早已被世界满学者所重视，并译为俄、德、意、日英、韩、汉七种文字，文种之多为世界为首。笔者仅依据在满族流传6种满文和4种汉文文本的《尼山萨满》，除对各种文本内容探讨同异外，同时又对传说所表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如宗教、历史、民俗、经济、生活等进行深入具体剖析研究，又与我国北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满族古代传统文化的特点，民族意识以及发展规律等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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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一书，所记历史事件的时间长达500年左右，上起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战国初的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氏。但这两头的史事记述仅寥寥数条，大量而主要的是记载春秋200年这一处在中间阶段的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论。书中所记地域也相当广泛，既有周王室、还有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候国，除秦国外，当时主要的诸候国都涉及到了。所以，《国语》与另一部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劳动人民称双璧。

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凡一百三十八篇（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学研究的主流是乾嘉学派。本书就是在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影响之下的学术支流。对于所需面对的学术问题，作者从最严谨的考据入手，除了充分运用乾嘉学派惯用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工具，作者并且广泛涉猎了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天文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其学术文章同时具有科学论文的性质。从一种意义上说，作者是一个好奇的探求者，他所作的工作是解谜，解开了上古文化史上许多的谜题。本书收入的18篇文章，完成于近10年间。按照其内容可划分为四组：第一组是关于原始信仰与艺术考古，第二组关于文学的发生与传播，第三组关于宗教音乐系统的形成，第四组关于民族文化的起源。在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意图贯穿这样一种理念，即学术的本质是探究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研究的每一步深入，都意味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学术背景，从表面的描写转向较内在的解释。比如，书中《楚宗庙壁画鸱龟曳衔图》一文，根据十几种先秦两汉的造型艺术资料，讨论了一个已经佚失的神话和一种内涵丰富的信仰，也圆满地解决了楚辞《天问》章的“鸱鬼曳衔，鲧何听焉”的来历。学术史上一贯认为“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而作者通过辨析源流，得出全新的结论。他指出，《周礼》当中提到的“风赋比兴雅颂”标示了“诗六义”的原始。风、赋、比、兴、雅、颂都是早期诗的诵读唱演形式。这些论断是科学的，也拨开了几千年来笼罩着诗教之说的儒家神秘学说的面纱。

本书收入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三书均成於十九世纪初叶，江氏的两种著作，为清代学术史的总结性作品，在晚清乃至近代学界有著长久的影响；方氏攻讦汉学的著作颇具代表性，在同光年间曾一印再印故一併收入，以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