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典藏全集》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明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它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长达九十四年。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明史》编纂所以前后费时如此之久，主要原因是当时政治上的不稳定。顺治年间，虽已开馆，但当时清朝与南明残余势力的战争尚未终止，战乱时期，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另一方面，此时负责编史的大臣主要是洪承畴、范文程和冯铨。洪、范二人为明朝降臣，对万历以后明、清关系如何处理，颇感棘手，迟迟不敢下笔；冯铨更是明朝臭名昭著的阉党余孽，其言行多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当时修史得不到士人的支持。延至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再一次迁延时日。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此时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著名学者兼文学家朱彝尊、尤侗、毛奇龄等人，出力最多的则是万斯同。万斯同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得意弟子，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完成。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对万氏的明史稿进行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被指责为剽窃行为。到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年（1739），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员修改明史稿，最后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此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所以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

北洋时期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当作废纸贱卖。引起了罗振玉等人的注意和重视，遂有了“八千麻袋档案”的拯救与转手，明清档案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有志之士便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本书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现了具体详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做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了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

中国的历史记载从先秦时代萌芽、发展，此后历代不绝，犹如一条长河，奔流不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国家，“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历史记录逐渐发展。西周共和（前841）开始，我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春秋以后，不仅周王朝有史官史书，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史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春秋》一字褒贬，寓意深刻，对后来的史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的出现，无论从史学意识、史学目的、史学编纂，还是史学规模、史学语言等，都是对先秦史学的一次系统总结，同时又开辟了史学的新道路，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后来的史学，基本都是沿着司马迁开创的史学道路继续前进，所谓“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就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形式的不断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读“争抢”柳敬亭文的感想和议论、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从《吴兴大事记》看顺治丁酉顺天科场案、康熙五十九年乌兰呼济尔之战浅探、地方史视角下的福建翁山洪氏的宗教变迁，1488-175、清代太庙祭祀及其政治象征仪式、明清京杭运河税关管理中的贪污、包揽与走私、清代射箭与“弓力”问题、嘉庆朝官员革职特点研究等。

本书自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齐起兵，至1912年末帝溥仪退位，系统全面论述了有清一代300年的历史，再现清朝满族统治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反映清史真实面目。作者张杰依据近30年的清史研究成果，首次将清朝历史划分为“百年兴起”（1583—1683）、“百年盛世”（1684—1795）和“百年变革”（1796—1912）三个历史阶段，打破了通常朝代史分为“兴盛”、“衰亡”两分法的传统，并摆脱旧史学“满清”学术定性的束缚，具有学术创新精神。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明史讲义》为明清史研究开拓者盂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图说战国二百年》中，编者诸葛文努力拨开“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宫廷秘闻的迷雾。有着对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精彩介绍，也有着对他惨死于沙丘宫中的扼腕叹息；有着对相貌丑陋但心地善良、贤良淑德的王后钟无艳、宿瘤女的无限赞美，也有对貌若天仙、秀色可餐但心如蛇蝎、毒辣无比的妃子郑袖等人的无情讽刺。在《图说战国二百年》中，读者也可以看到作为王室贵族、天潢贵胄的战国四公子的真正面目：信陵君为何要“窃符救赵”？孟尝君到底是不是“鸡鸣狗盗”之辈？春申君是如何“命丧棘门”的？平原君杀小妾是真诚道歉，还是危机公关？本书还通过对一个个历史事件丝丝入扣的分析，对一个个历史人物深入浅出的解读，帮您了解战国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那些在沙场上耀武扬威、威风凛凛的名将们到底有哪些异于常人之处；那些在朝堂上出谋划策、安邦定国的文臣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些靠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四处宣扬合纵连横之术的说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最后，本书还对战国这个思想文化十分鼎盛的时代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彪炳青史、影响远大的思想家们进行了逐一的解读，使他们不再是被供奉在庙堂中冷漠的灵位、偶像，也不是沾满岁月尘埃、被束之高阁的生冷典籍，而是一位位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智者、先贤。

《汉书》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也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作者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著名学者、史学家班彪之子。司马迁《史记》传世之后，先后有刘向、扬雄等十多位学者加以续写。到了东汉初年，班彪认为前人续写《史记》之作多鄙俗，不足以继承司马迁，所以采集前朝遗事，作《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继承父亲遗志，又对班彪作史体例大力创新。他不满于司马迁将西汉帝王编于百王之末，置于秦始皇和项羽之后．决意采取断代为史的方式，专写西汉二百三十年（前206一公元23）历史。 班固著史之初，曾受人诬陷，以私改国史之罪名而下狱，幸得其弟班超奋力营救，加之其所写之史受到汉明帝赏识，班固不但被释放。而且被授为兰台令史，享受较为优厚的著史条件，潜心著述二十多年，终于将《汉书》基本写咸。汉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因事被连累下狱，并死于狱申。当时，八表及《天文志》还未完成，和帝诏令班固之妹班昭续写而咸。 《汉书》可谓凝聚了班氏一家两代三人的心血，全书一百卷，八十万字。班固根据西汉政治的实际状况，删去《史记》的世家一体。而设立纪、表、志、传四体，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帝纪自高帝至平帝，为《汉书》的纲领；八表谱列要史，具有纵向打通的意义；十志分述典章文化，具有横向贯通的作用；而七十篇传列叙西汉一代重要人物及历史本末。班固将西汉开国帝王刘邦之高帝纪置于开篇，而将篡取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置于结尾。 《汉书》在继承《史记》基础上设立的体例基本为后世正史所承续，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以西晋初年陈寿编撰的《三国志》为主要参考文献写成的。 陈寿，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曾经在蜀汉做过官，后来蜀汉政权灭亡，陈寿便来到司马氏建立的晋，先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等官。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六十余年的历史。书中对曹魏和孙吴的历史叙述较为详细，而对蜀汉的历史叙述则较为简略（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 《三国志》的体例非常特殊。在“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中，它的成书年代在《史记》和《汉书》之后，但远在《后汉书》之前。但是《三国志》并没有照搬《史记》和《汉书》的体例，而是把《三国志》分为《魏书》、《吴书》、《蜀书》，早期这三部书是单独流传的，因此在断代史申别具一格。 陈寿是私人著述，在创作《三国志》的时候可供参考的资源不多，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所以造成《三国志》史料不足，内容不够充实。后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解，其字数超过原书数倍，便主要是为《三国志》补充材料的。现在要想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就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虽然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但并不是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和展现历史人物，而是以曹魏为正统，因此书中对于吴、蜀两国的叙述有些主观的倾向。 由于陈寿具有出色的史家之才和突出的文笔，使《三国志》整体上叙事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在当时就受到赞誉。后人对于陈寿的《三国志》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只有《三国志》才可以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将它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四史”。后来的“四大名著”小说之一的《三国演义》就是根据《三国志》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