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铨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著名秦汉史、货币史、明史专家。他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做了深入探讨，系统论述，提出了独创性的学说体系。他的一系列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史研究中出现的重要学说。他的功底深厚，态度严谨，有一个良好的学风。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册，选录了他对明代研究的专著。书中他从土地和人民属于皇帝所有这一根本点出发，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做了完整、全面的论述，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的完整理论体系。

说到清朝，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紫禁城（故宫）。紫禁城是分外廷和内宫的，但是，国事与家事在这座紫禁城中混合，掺杂不清，融为一体，这也是这座故宫里面独特的现象。家与国混淆的做法，让清朝看起来就像一个家族企业，而清朝最优秀的皇帝康熙，则可被视为中国家族式管理的样板人物。清朝留下了许多是非功过，同样也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这些疑案中，最充满玄机的，就是那些与政治有关的谜。再简单的事件，只要涉及到政治，都会变得复杂无比。清朝的价值，就在于它处在一个“变局”之中，它的诞生如此，发展如此，衰亡也莫不如此。清朝的历史是被“演义”得最多的。无论你需要什么素材，它都能呈现给你，而且是琳琅满目，让你难以取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清朝不但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始，更是凝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变局。思考清朝，品味清朝的话题，就会从中找出变局中的玄机，吸取失败的教训，探寻成功的经验与人生的智慧。

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在我们回顾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时，可以发现，皇帝的性格和国家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皇帝的享乐与荒唐，使明朝逐渐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朝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内耗”。这种内耗，不但表现为皇帝把治理国家的精力放在个人的享乐和私人情绪上，而且表现在朝廷内部旷日持久的党争。可以说，明朝的大臣，保持着一种“党争式生存”的状态。 1644年，明朝灭亡。然而，一切并未就此结束，相反，随着亡国，贰臣、遗民、降将、叛徒、败类的众生相浮现出来，这形形色色的一群人，成为大明王朝最后的风景。

《南朝史解读》主要参考“二十五史”中的《南史》、《宋书》、《梁书》、《陈书》和《南齐书》编撰而成，介绍了南朝宋、齐、梁、陈的历史。 《南史》共八十卷，是唐朝人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固有成果的基础上所撰，它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史为一体的纪传体历史著作，所记录的历史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对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李大师是相州（今河北临漳县）人，曾参加隋朝末年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政权，官至尚书礼部侍郎，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由于南北朝时期各朝代都比较短暂，所以用断代方式写成的各朝史书都是彼此孤立的，在内容方面显得冗杂重复，各朝之间又缺乏有机的联系，更有甚者，各史书之间还有矛盾之处。鉴于此，李大师打算仿照《吴越春秋》的模式撰写编年体的南、北史，打通各代，可惜未能完成而病故。 李大师去世以后，其子李延寿继承父亲遗志，继续编撰南、北史的工作。李延寿，字遐龄，生年不可考，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是唐朝初年的历史学家，曾任符玺郎等职。唐太宗时，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与过唐朝“国史”的编纂。李延寿在其父的基础上，改编年体为纪传体，将《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四书进行删节，重新编纂，著成《南史》，此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被朝廷批准流传。 《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其中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本纪中包括《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和《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还有“类传”九种。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以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为主线编为纪传，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相对于南朝四史来说，《南史》打通朝代，改以历史时限为断代，删去了很多空洞的奏章诏表等材料，增加了一些唐代以后很难见到的史料，自然有它很多的优点。但是，《南史》也有一些缺陷，比如由于对南朝四史中的史料删节过多，虽然在叙事方面更加清晰突出，但也删节了一些重要的史料，甚至有删节致误者；由于《南史》无表和志，所以对于典章制度涉及不多；另外，《南史》中还有一些内容和《北史》重复。就其风格来说，《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为南朝沈约所撰，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至刘准七代帝王近六十年的历史，全书一百卷，其中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声律学家，去世后被谥为“隐”，因此后世亦称“隐侯”。沈约修《宋书》主要参考了何承天、徐爰等所著宋史旧本，删节了与晋史相重复的内容，并加入了一些其他史料。该书成于南齐时期，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是研究刘宋一朝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志的部分内容尤其丰富，纪传则叙事详密，其中又收录了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嫌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南齐书》为齐梁皇族萧子显所撰，原书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该书原名《齐书》，后为了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主要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的历史，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作者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是南朝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南齐书》文字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 《梁书》和《陈书》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所撰，《梁书》主要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陈书》主要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历史。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及完成就去世了，其子完成了这一工作。《梁书》五十六卷，其中帝纪六卷，余者为列传；《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二者皆无表、志。所不同者，《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晋书解读》主要参考“二十五史”中的《晋书》。《晋书》为唐代房玄龄等人所撰，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包括西晋和东晋，并且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按照“二十五史”所记载历史的先后顺序，《晋书》紧随《三国志》之后，属于第五史，但其成书年代却在南北朝各史书之后。关于两晋的历史，从晋代到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人撰写，其数量多达二十家以上，即使到了唐初，还有所谓“十八家晋书”之说。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撰写一部较为严密详细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到贞观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晋书》之后，历代正史的编撰都是非官修不可。可以说，《晋书》的修撰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国家修史的一个转折点。 《晋书》修撰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作为官修史书，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足够的保障，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很多以前的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就快得多。 《晋书》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是臧荣绪的《晋书》，另外还有其他的晋史资料和文集，比如《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等。这就造成《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太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语涉神怪，选材芜杂，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记事有前后矛盾、疏漏和重复的地方。此外，《晋书》还有一些缺陷：作为官修史书，它的忌讳很多，这就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历史；晋代佛教和道教较为发达，但书中对士大夫与道教的关系以及对高僧和佛教的记载不甚全面。但是，《晋书》毕竟是参考了很多史书编撰而成的，可以说，两晋时期重要的史实，《晋书》保存得最为集中和系统。

《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第一部从朱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朱元璋pk陈友谅，谁堪问鼎天下？战太平、太湖大决战。卧榻之侧埋恶虎，铲除张士诚。徐达、常遇春等不世名将乘胜逐北破北元。更有明朝最大的谜团——永乐夺位、建文失踪的靖难之役。高潮迭起，欲罢不能！《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责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对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新版）》就是为民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逯耀东先生1932年生于江苏丰县，后随家迁往台湾。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劳榦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北魏与西域的关系》，初窥魏晋南北朝史门径。1961年考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得亲聆钱穆、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等诸魏晋史学大家的教言，由牟润孙先生指导，完成硕士论文《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毕业后留任助理研究员，继续研究拓跋氏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与转变，其成果后结集为《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968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得亲近沈刚伯、李宗侗、姚从吾诸先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研究范围，论文由三位先生亲自指导。其间曾先后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研究室，再赴香港新亚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完成博士论文《魏晋史学的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获台大历史系首届文学博士学位，遂受聘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辅仁大学历史系。1977年，受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入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时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甫退休，逯先生继任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及“中古史料”等课程，执教新亚十四年之久。1991年，辞聘香江，重返台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大陆史学”、“传统史学序论”及“中国饮食史”等课程，直至1998年夏退休。逯耀东先生的研究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近年，逯先生将其新旧史学论稿与文稿分别辑为《糊涂斋史学论稿》、《糊涂斋文稿》，由东大图书公司陆续在台北出版，其中史学论稿已出版《魏晋史学及其它》、《胡适与当代史学》、《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四种，文稿已出版《窗外有棵相思》、《出门访古早》、《那年初一》、《似是闲云》、《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五种。此外，《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寒夜客来——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之二》由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2002年、2005年出版，以其文采粲然、脍炙人口而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二书是逯先生魏晋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以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为基点，讨论拓跋魏进入长城后近一个世纪文化变迁的历程，对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边际”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魏晋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经学笼罩下的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走向独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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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9月隆重推出《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1983年，本书第一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一直以来作为全国大专院校历史学和相关专业的指定教材，深受好评，极具权威性。目前，本书是全国各重点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考试的必读专业书。本书第一版出版已经二十余年。二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史料的发现及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天津古籍出版社约请本书的十余位作者，对本书作了重新整理和修订。修订本《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保留了第一版的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基本框架，所述史料为目前已经整理、刊刻或者出版的商殷至清代的重要史料，包括历史文献、史籍和实物史料（如文化遗存），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着重增补了二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史料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学术价值极高。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作者都是各个断代史领域的专家，熟稔各领域史料的现状和运用。书中的内容，即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史料，均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鉴别、筛选的。修订本更为翔实、系统，作为教材和专业必读书更加实用。

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是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丰富民族文化宝库，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素质，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和蒙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蒙古族同祖国各兄弟民族一起繁荣发展，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贯彻于编写与出版“文库”工作的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蒙古族历史的实际出发，以充分的可靠的史料为依据，认真地进行科学分析，探索各门学科的客观规律。同时，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的精华，真正撰写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的学术著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团结，更好地鼓舞和激励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