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近代史学家蒙思明先生的一部未刊稿。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实为一部世族兴衰史”，“以世族问题为中心，则一切问题皆有迎刃而解之势”。以此立论，本书对这一时期世族的形成、衰落、崩溃及其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影响与表现作了全面深入而集中的剖析。这一研究，不仅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故而得到了如顾颉刚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即在今天，也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本册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本书旨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和逻辑，也即从时间绵延和空间伸展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文化生成机制及其原始状态。

《中国社会史论》为已故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熊得山先生遗著，曾经作者挚友胡鄂公、李达、钱纳水等传阅，识者誉为该作者心血之结晶，李达为之作长篇序言。因种种缘故，这部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至今才得问世。作者坚持以科学史观为理论指导；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解释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并以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为论证特色，其对中国原始社会形态的描述、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论述、对中国社会长期迟滞原因的探讨，多具新义。其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结构的剖解；关于海岱民族、江汉民族和河洛民族的分析，至今仍闪烁着理论的鲜活。对于治中国史、社会史、史学史的研究者；对于广大文史爱好者，皆备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本书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论文集，分上、下两卷。均系已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本书论文涉及我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盘古考源到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本册为《战国史与战国文明》，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考古发掘，尤其是出土古文献中的新鲜资料，结合个人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心得体会，分作专题，扼要但是全面地将这段历史展示给读者。全书除导言外，共设19个专题，大致按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顺序加以展开。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丛书最后一卷，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叙述上还注意到与前面各卷的衔接，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整个夏、商、周历史的变迁。

这本论文集收入了作者1996年以来的学术文章。主要包括关于明代历史的综合性论述，关于明代文化与文献的论述，关于明代人物、社会及地方史的论述，关于明代中外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学术界研究成就的评述等。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清史，但基本研究范围限于明一代，因而全书以《明史新探》为总名。此外，书中还收进了关于明代历史的两篇译文，附录了“我的治学经历”和“《明清史蠡测》目录”两篇文字。两篇译文与明代历史有关，是公元1996年以来本人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蹒跚而行的一部分，因而收入本书之中。“我的治学经历”是2004年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时应校庆办公室的特别邀请而作的自我学术小结，“《明清史蠡测》目录”登载着本人于1996年春出版的第一本自选学术论文集所收文章的题目，它们一起反映着本人的治学历程。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只有传，没有纪。《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非常生动。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这套书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工996年，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总目标是使作为先秦时期重要部分的夏、商、西周的年代学进一步量化，为更好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年新世纪降临之际，“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通过验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同人不少参加了有关工作，获有启发，一些出版界友人也受到激励。经过再三酝酿，于是拟定编写这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计划。这个计划幸能得到先秦史各分段多位专家的支持，终能将这六卷本的系列贡献给读者。中国久远的历史究竟怎么分期，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持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先秦时期和秦汉以下之间总是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也有着较大的差异。先秦史研究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由于传世文献的有限，不能如秦汉以下那样以载籍为主体，而是年代越古，越需要依靠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具体来说，先秦史又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从远古以至唐、虞，是所谓传说时期，与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有所不同。这只是根据现有研究情况来讲的，两阶段间并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唐、虞有没有可能划下来，和三代合为“四代”，像《大戴礼记》说的，便很值得斟酌。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工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时也要感谢策划和出版这套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明朝开始衰败从万历皇帝始，以崇祯皇帝终，又以南明四帝为余音。在近八十年的黄昏期里，明帝国像是一个被砍掉了脑袋的巨人一样，疯狂地向悬崖边冲去。 如果在帝国的黄昏期，有人，哪怕只有一个做对了那么一件事并且取得了成效，明帝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也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除了扼腕叹息，更多的是对 “事在人为”老话的一再咀嚼！ 想要知道明帝国是如何“发疯”的，是如何走向悬崖、走上不归路的，大明帝国的黄昏期是如何度过的，本书将带您解读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共六卷，包括《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史与夏代文明》《商史与商代文明》《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春秋史与春秋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组织撰著的一套先秦史系列。　本册为《夏史与夏代文明》，对夏史与夏代文明所涉及的学术问题抒发多年的心得，立足最前沿，视野宏阔，精义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