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晚期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与此同时，中国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明朝所处的时期，正是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了解和认识明朝的历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曾经相当强盛的中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落后。书中还为您解答了以下问题：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是马皇后吗？明英宗朱祁镇是如何复辟帝位的万历时的“妖书案”是怎么回事“挺击案”是怎么一回事明熹宗之张皇后如何定大明江山

八旗是清朝兴起的根本，故清军入关以后，例行恩养，康熙中叶渐成负担，其后历朝对此多有改革。作者运用了大量翔实的满汉文史资料，对清代京旗回屯的缘起、京旗移驻东北始末、京旗回屯区内管理体制、京旗回屯的失败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等方面进行阐释、研究。

长期以来，归义军史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张氏和曹氏的政局、职官、外交、族属、民族关系、寺院经济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藤枝晃①、土肥义和②、荣新江③、郑炳林④、冯培红⑤、刘进宝⑥等学者，在归义军史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此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杨宝玉、吴丽娱、李军等，又对张氏归义军经略河西、曹氏归义军遣使及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探讨①，进一步推动了归义军史的研究。本书对归义军史的关注，可以简化为押衙、鸟形押、城坊、赛神和灵州道五个论题，实际上是对归义军史的专题研究。这些论题都是从某一侧面对归义军时期的职官、遣使、对外交通及社会生活进行探讨，相信对了解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有所帮助。归义军时期，节度押衙是归义军政权的中坚支柱和核心力量。押衙由于兼知他官而广泛充斥于归义军职官的各个阶层，武职军将如兵马使、都虞候、都指挥使、排阵使、游奕使、将头等，文职僚佐如节度参谋、州学博士、孔目官、进奏官、营田使、节院使等，衙内诸司如客司、宴设司、军资库司、柴场司、水司、羊司、酒司、内宅司等，基层行政官员如县令、军使、镇使、乡官、耆寿等，作坊艺匠如画匠、画行都料、雕版押衙等，均可由押衙（都押衙）兼任。这说明节度押衙是构建归义军政权整个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节度使主通过押衙之手，将各个阶层的官员都纳入归义军府衙直属的职官系统中，从而扩大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节度押衙由于出自使府衙内，“出入旄旌之侧”，深得节度使的信任，因而使主又通过押衙之手将管内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秩序。正是由于押衙的这种特殊地位，沟通归义军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使节，也多由节度押衙来充任②。曹氏归义军时期，沙州的内政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的特征。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曾中断发展的古老文明，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民族大整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奠基阶段。因此，探寻中华民族统一传统的终极原因，尤其是探讨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根源。一直是学界力求解决的问题。《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以独特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分为中原与蛮夷两大体系，然后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缺点和特点，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春秋至秦汉时期完成民族大统一，乃在于中原与蛮夷两种文化的充分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揭示了二者在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及在从分裂走向统一趋势中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大戴礼记斠补（外四种）（繁体竖排版）》收入孙诒让《尚书骈枝》、《周书斠补》、《大戴礼记斠补》、《九旗古谊述》、《周礼政要》等著述五种。前三种为校释《尚书》、《周书》和《大戴礼记》中文字的结集，《九旗古谊述》为考释旗识古义的专著，《周礼政要》是依照变法行新政的需要甄录《周礼》并据此阐述孙诒让改革主张的政论著作。此五种书校证精当、考释周详、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唐研究》由美国罗杰伟先生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资助，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卷，论文和书评以中文为主，也将包括英文论文和书评。 《唐研究》以唐代及相关时代的研究为主，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美术、考古、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传统学术问题，其特色是论文之外，发表新史料、书评和学术信息。 本书为《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

《北朝研究（第7辑）》为北朝（含十六国与南朝）历史研究论文集，共收录了25篇文章。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北朝研究（第7辑）》可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成绩已经很大，有关论著可说是汗牛充栋。但对其不足探讨尚嫌不多，特别是上述几点不足，更嫌少有涉及。而探讨这些方面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学术上将研究推向深入外，更能由此而发掘历史借鉴，提示世人增强居安思危的意识，要通天人之际，要眼观世界风云，要见微而知著，要抓牢重要的苗头。有鉴于此，本书即专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不足着眼，将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荒政、少数民族政策、关于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处理以及西力东渐的应对等四个问题特别提出，进行专题研究。

记拱辰先生的一桩未竟遗愿；清代的灾赈；明清的使君称呼；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