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远古到清朝末年，按中国历史朝代变迁的顺序，选取历史上典型的人物和事件，用通俗的语言叙述中华五千年来的历史故事。

《中华五千年》是一部献给中等文化读者的通俗读物，写一件事、一个人或一个文物古迹，通过这些表面独立而前后连贯的题目，来反映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特征。本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灵便的体裁、简洁的文字、清晰的叙事，供读者轻松阅读的中国通史。此书甫一出版，曾风行国内图书市场，发行累计数十万，现在是第三次修订。本书在印刷上采用了较好的工艺，使用了较好的纸张，在制作形式上追求创新。无论在书稿的内容还是版式上、封面的设计上，都倾注了作者和编者的心血和汗水。

亲爱的少年朋友，“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你可能并不陌生，但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五千年”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其实，这里面的知识并不复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纪年法是世界通行的。如果以“公元”为界，上溯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再下延两千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把这上三千年和下两千年相加，不正好就是“上下五千年”了吗？当然，这是在讲“上下五千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单说2003年，可别说成两千零三年，规范的说法应该是二零零三年。

此书为生于七十年代的作家所写的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随笔集，包含了朱元璋、吴三桂、海瑞、曾国藩等十余个人物。作者以独到的眼光，精辟的见解、晓畅的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单有见地的批判。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本书收录了《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明清时期外贸港口变迁》、《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及其对环境变迁的影响》等史学论文。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以历史的某个事件为章，设8章37目，以时为序，纵向勾勒了汉南的历史轮廓。下篇以人文的某个侧面为章，设6章46目，横向展示了汉南的人文概况。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史记》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一直是《史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司马迁为《史记》树立的文化标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考察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但在利于进一步地澄清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来源，重新发现司马迁与先秦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史记》的文化使命以及它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本书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汉初世风与司马迁的天人思想。该章总论司马迁学术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其学术思想与汉代学术的关系，在充分注意西汉前期的天人思想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时，分析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来源及构成。第二章，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历史研究。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的主干。该章从探讨史官文化的发展历程入手，重点研究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对古代史、当代史的研究。第三章，司马迁与西汉政治，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形成与西汉政治、学术思相及社会思潮的走向有密切的关系，解构司马迁与西汉政治及学术关系、与汉武帝的关系，分析“过秦”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对探索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构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章，司马迁与阴阳五行说，承袭秦代政治的余绪，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成为汉代神学政治的本根，关注阴阳五行说进而是五德终始说对于认识与司马迁赞成改制的思想、司马迁的通变观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五章，司马迁与经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业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意识直接渗入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汉代经济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之分，在继承先秦学术时，司马迁与以《诗》、《书》为代表的经学建立了特殊关系。第六章，司马迁的帝王史与帝王批判。帝上史观是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价值取向。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司马迁将德与不德之间的对峙、仁与不仁之间的对峙贯穿于《史记》之中，从而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

本书收录了《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论王国维对周邦彦评价的转变》、《从史实论十四音与四声起源及诗文声律论的关系》、《目连始末》等14篇文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人物与先秦文学人物的显著差异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特征，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试回想其中的刘邦、项己、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赞叹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刑，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

公元1344年，濠州钟离县闹旱灾、虫灾与瘟疫。有位青年叫朱兴宗，几天之内其父母及大哥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因为家里穷，朱兴宗无力安葬父母几大哥，幸亏邻居刘家好心，准许朱兴宗将父母及大哥的尸首用旧衣服裹了，埋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朱兴宗读过几个月的书，认得一些字，也干过几年农活，不文不武；年纪轻，力气又小，找工作不容易，最后到了剥树皮，掘草根的地步，便只好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但寺里的粮食也不多，没多久，朱兴宗便做了一个“游方”的小和尚，实际上就是身披袈裟的小叫花子。就是这个小叫花子，后来却成了明朝的创始者，朱兴宗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书中既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残酷无情的屠杀和诡秘的政治斗争，既有社会名人的文才风流，也有民俗风情、市井传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加深了读者对明代历史的进一步了解，受益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