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编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历史这个小姑娘，就像个被人强娶回来的童养媳。婆家喜欢他呢，就为她擦脂抹粉，装点自家门面，甚至收房、扶正都有可能；倘若不中意，或是与夫家不对付，那就得一辈子破衣烂衫，只能在厨房里当粗使丫头，永无出头之日。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北师大韩兆琦教授说：“著史有四要：史德、史识、史才、史胆。”史识和史才是个人修养问题，事实证明，任何时代都不缺人才；关键是史德和史胆。然而，从周厉王“防民之口”到民国时期“莫谈国事”，敢于用生命捍卫真理，写下“崔舒弑庄公”的史官越来越少了；自从太史公的《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为宗旨，为后世开创了“信史”之风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文字狱”迭兴，许多正直的士大夫都闭上了嘴，历史成了统治者的“一言堂”。

本书从华夏始祖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将三皇五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汉代，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元朝，大明王朝，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辉煌灿烂和沧海桑田都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像政治家秦始皇、曹操，谋略家张良、诸葛亮，思想家孔子、孟子，民族英雄林则徐、邓世昌，科学家张衡、沈括，医学家华佗、李时珍，文学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清照，诗人李白、陆游，革命家孙中山、李大钊等等。他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世界之最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像奸臣秦桧、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样的民族败类。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会让后人去借鉴，去思考，去创新，要不，唐太宗李世民怎么会留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名句呢？因此，虽然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血雨腥风，但还是没有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发展。今天的基因工程、电子信息、遨游太空就是最好的证明。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渐趋沉寂，许多作家或皓首穷经，或歌功颂德，其作品多显得思想贫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马迁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一部彪炳千古、辉耀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的光辉范例，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汉武帝相始终的。司马迁生在一个有治史传统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识渊博，见闻颇广，曾“学天官于唐都，受司马谈作为朝廷史官，有接触“天下遗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写一部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的史书，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马谈死。临终前，他嘱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激动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便开始为《史记》的撰写搜集材料，准备条件。约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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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时代更迭，竞争趋烈，压力变大，更有网络上的海量信息，各种休闲娱乐的方式日益增多，使得当代人阅读的目的已经渐渐从占有大量知识，转变为尽快获得重点知识为主。为了达到高效阅读的目的，就需要高度浓缩的读物。因此，我们组织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编纂了这套“经典点晴”丛书。所谓“经典”，是说选入的作品都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足以流传千古，当代人必读之书，所谓“点晴”，就是由编纂者对入选的作品萃取精华，探骊得珠，介绍重点，为读者阅读这些经典提供一条快捷通道。《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共选入先秦至清代的文学名著共61部，包括儒家经典、王朝正史、名家文集、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不同文学体裁，辅以“书名解读”、“作者小传”、“内容梗概”、“名篇精读”、“全书赏析”、“名言新译”、“观点争议”、“推荐图书”等8个不同功能的板块，以帮助读者深入快捷地了解这些中国古代文学名著。

《近代经世小儒》所涉论者，皆小儒也，而非大儒。世之所谓大儒者，皆在学问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无，非所计也。所谓小儒者，仅在于当世之名望不高，学行亦未足为当世所景仰，惟在近代变局之中，尚具时代敏觉，能发抒一得之见，提供世人警悟者。则其志节可敬，救世心肠可感。《近代经世小儒》立意为之暴表，以发潜德之幽光，起名贤之沉埋，搜放失之旧闻，补史章之缺漏。中国近代，世势多变，各类人才，承受冲击淘洗，波逐浮湛者有如恒河沙数。世变莫测，风云险恶，适足摩荡英豪圣哲，砥柱中流，卓异自立，以膺此千古变局，为后人资鉴追摹。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当时主要是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影响极为深远。本书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选取了部分精华，对原著中的书目做了适当删减，对标题做了重新提炼，撷取了一些在为人处世上、才智谋略上、道德修养上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帮助读者开启进入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殿堂之门。

本《年刊》的目的，就是把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翻译成汉语予以介绍，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论文选刊”与“论文、著书目录”，今后还准备借刊载“综述”、“书评”等。“论文选刊”大致从两个方面加以选择：1.针对中国史总体理解的论文；2.研究对象特定于某个时代与分野的论文。两类论文大致以《年刊》出版前一年为中心进行挑选，不过在第一类论文中，也包含了一些事为本《年刊》而作的文章。

《中国：传统与变迁》是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重要著作。本书洋洋三十余万言，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其吞吐涵纳端非大手笔莫办。在这样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通史史论巨著中，固然颇多“文化误读”或隔靴搔痒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晰认识。如作者采用“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及第三帝国（元-明-清）。这三大帝国时期与衔缀其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短期政权一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当然，这是作者跳出“天命”、“五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如宦官、外戚、党争）、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不仅使我们从海外知名史学大家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本书图文并茂，以西方人的视角，描述了中国近3000年历史。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