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涵盖了中国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国家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具体内容，涉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本书详细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见证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中国和日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自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同时，还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又更多地体现在乡土文化中。对中日乡土文化宝库的探索是研究文化以及文化交流的蘑要课题。鉴于今天看到的事物明天就可能消失，那将有一段历史被永远地封存在文化的坟墓里。因此，深入文化的深层，用自己的眼睛审视周边发生的一切，并将其如实地记述下来就显得更加重要。

本书为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中国通史教材。全书以史学元典为丰体，从大量文献中精选关键部分，整合为一部有机的、系统的中国通史。“讲述史前至最近民族政治社会经济变迁之人势，兼及宗教与思想之发展。”作者在每章每节之前，撰有简明提纲，论断清晰，描述了中国历史变迁的关节之处，以作为读者阅读文献的提示。范围兼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等诸多领域，尤注重标举疆域内外、社会上下、经济文化重心等各种有形、无形势力之变化，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描述，更显出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独特理解。作者简介：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中国现代著史学家，兼通中西史学。清华学校留美生，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1932-1952年，长期在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62年病逝于天津。雷海宗先生代表作品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抗战前后写作的论文结集），另外曾与林同济先生合著《文化形态史观》。身后留存课程讲稿《西洋文化史纲要》经王敦书先生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此外，尚有《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英文博士论文）、《世界上古史讲义》未刊。论著选集为《伯伦史学集》（王敦书编，中华书局，2002）。

《话说中国》全书共四卷，400余条经典历史故事，全面勾勒出中国历史从史前到清末民初的悠久绵远、风云变幻的发展轨迹。在体例上，导言、正文、知识花絮、专题等内容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故事精髓、获取必要的知识信息、运用历史知识提供了很好的阅读平台。在内容上，突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将事件、人物与大历史背景结合，以密集的信息弥补故事中知识点的不足，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能够高度统一，在每一页面都能够感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全书共有1600余幅精美图片，从政治、文化、艺术、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立体凸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成果，图文并茂，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图片中的历史，更好地直观地感知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了解中国历史的全息景象。《说话中国》一书不仅仅是在讲述历史故事，而且传承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精髓和文化传统，并将之演绎得更为生动传神。通过《说话中国》一书，能够使读者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欣赏那绮丽无边的美景，回归那曾经亲切的心灵港湾。

《通鉴漫话》甄选《资治通鉴》的精华，整合为战国争雄、天下一统、楚汉相争、大汉天下、三国鼎立、南北对峙、隋唐盛世、五代十国八大部分，用深入浅出的笔法，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精心选择了近千幅历史图片配入文中，版式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让这部高品位的史书珍品，成为一本喜闻乐见的普及读物。让读者在阅读中有如临其境，赏心悦目之感，进而开阔眼界和视野，增长知识和智慧。

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已经灭绝，我们只能从零星的遗迹去遥想当年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却仍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地保持着她的生命力。 本书详细记述了上迄上古传说时代，下至清朝覆亡近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兴衰。本书体例上使用编年体，以朝代为纲、纪年为目，将五千年中华历史的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便于读者按年代、事件检索，方便查阅。书中文字简洁、流畅，用生动的故事以古鉴今，为读者提供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书中还配有大量的相关图片，以求读者能够更全面的掌握相关资料，同时，丰富的图片也能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让读者在信手翻来中，体味文字带来的愉悦。

评析《史记》是天地间第一等文字，《项羽本纪》则是《史记》中第一流篇章。司马迁所仰慕者往往是英雄侠客，而《项羽本纪》就是一篇英雄之文。英雄之文首先是模状英雄。明代李贽称项羽“自是千古英雄”，何以见得？在一“勇”字：项羽是名副其实的勇冠三军，看他上将军帐中杀宋义，如拾草芥；破釜沉舟，绝地大破秦军，威震诸侯；彭城大战，以三万军马大战数十万汉军，汉军溃败，睢水为之不流；垓下突围，二十八骑在万军中纵橫自如。处处是刚勇之举，处处豪气干云。在一“杀”字：项羽性格中还有极为慄悍的一面，《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项羽凶残的一面，如杀会稽守，杀宋义，杀襄城军民，坑二十万秦卒，屠咸阳，弒义帝，故而杨维桢认为项羽“嗜杀如嗜食”。在一“情”字：垓下之围，项羽不舍美人与乌骓马，慷慨悲歌，泣下数行；联系项羽少年时的轶事，他的形象一下子血肉丰满起来。在一“命”字：项羽本无统一天下之志，因此篇中项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早先由八千人随叔叔起兵，至威慑天下的西楚霸王，尔后日渐衰微，直至乌江自刎，全在他胸中没有经营天下的大志，只为经营自身，荣身东归而已，这种胸襟造就了项羽的悲剧命运。“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英雄之文需要英雄之笔，司马迁叙写项羽之笔，笔力奇伟，可谓英雄之笔。在记载项羽一生的过程中，将整个秦末战争的千头万绪融合了进去，如百川并流，化作一条线索，娓娓道来。看似一人一传一条线，一笔下去，但细看来，却有千笔万笔展现出来，如项梁事、陈婴事、义帝事、章邯事、田荣事，一一解出，收放自如，虚笔与实笔互用，神理一片。在文章中，司马迁又往往以“东”、“西”二字为眼目，如“引军而西”、“解而东归”、“无西意，北击齐”等等。大致上，项羽伐秦则必然是由东而西。灭秦后，田荣作乱，项羽由西而东征讨之。与刘邦交战，项羽又西向进军，后又解而东归。在一东一西之间，百万兵马涌动。透过太史公力透纸背的笔墨，我们可以隐约听见万千铁骑中原逐鹿的马鸣风啸，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借此篇展开，其笔法若不是英雄之笔，又有哪两个字能够形容？“本纪”一体，为司马迁独创，后代史书都将“本纪”视为非帝王不可用。但司马迁本意却不是如此，如《项羽本纪》、《呂后本纪》，项羽、吕后都不曾做帝王，但也都列入“本纪”。司马迁本意应该如张照所言：“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也就是说，“本纪”一体，实际上是借写掌控天下权势之人，写天下事。“本纪”也就成为一个时代大事的载体。后世史家虽然将“本纪”列为帝王的专利，但也将这种记录时代大事的“本纪”笔法保留了下来。P46-P48

[书摘：]唐朝后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人说：“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859年浙东的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起义军北上切断了王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起义虽然失败，却揭开了唐朝走向灭亡的序幕，《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给唐朝致命一击的无疑是875年爆发的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的军队驰骋中原，不仅四次横渡长江，两次横渡黄河，而且攻占了东都洛阳、西京长安，暴力扫荡了现有社会秩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遭到灭顶之灾，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就是写照。这场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唐朝的统治却一蹶不振了。在动乱中，涌现出一大批武装割据的军阀。他们互相火并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开封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朱温是唐朝向五代转变的关键人物，出身很低贱。这个砀山人，小名朱三，父死家贫，随母帮佣于萧县刘家。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说，此人“勇有力”，“尤凶悍”。这种人当然不会满足于“佣食”生活，黄巢起义后，他投身义军，由士卒、队长升为大将。后来见黄巢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降唐朝，被朝廷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此后，他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开封为基地，兼并了割据许州与蔡州的秦宗权，割据郓州、曹州、齐州与濮州的朱碹，以及割据徐州、泗州的时溥，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阀。唐昭宗很想重振朝廷的威权，然而空有抱负，无力回天。皇帝赐名他“全忠”，本想借重他的力量，岂料，唐昭宗竟然死在他的手上。907年，朱温废掉了名义上的唐哀宗，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因而成了五代史上第一个皇帝——粱太祖，为了和皇帝身份相匹配，他再次改名。

《史通评释》20卷，明郭孔延撰，该书杂引诸书，评释详尽。《史通训故》20卷，明王惟俭撰，本书注释精简，引书皆写明出处。《史通训故补》20卷，清黄叔琳撰 ，旁征博引，补王氏注释之疏略。据清乾隆十二年黄氏养党刻本影印。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