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纪年表》（修订本）本表编制，力求准确，尤注意于与出土文物符合。如前凉年号，一般年表多据《玉海》，认为张寔以下皆改元，其说实本于宋人龚颖《运历图》，与西北所出前凉简牍、纪年陶器和《晋书．张轨传》等均不合，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云：“不知颖何所据而言。”而大理纪年则多据云南所出大理文物，亦与一般年表仅据文献记载者异。近年学者研究所得，如杨宽先生之于战国年世，李家瑞先生之于大理纪年，陈旭麓先生之于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元等，均为本书所取资，谨此志感。编制及修订过程中，多得谈宗英同志之助，亦谨志感。

《炎黄文化研究》与一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刊物不同，它以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为主要特色，在栏目设置上有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及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遗址与遗迹、文物与考古、中华文化在海外、中华学人等。由于炎黄文化在广义上说亦即中华文化，因此推出了思潮与学派栏目，以反映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等最新研究成果。为活跃思想，对学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开展讨论，还设有探索与争鸣、学术信息和书刊评介等栏目，并结合黄帝陵、炎帝陵的特点，对黄帝、炎帝的祭祀活动也将在学术上有所反映。《炎黄文化研究（第5辑）》为其中之一。

本书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因此，将《国史要义》视之为用本土文化演绎的“历史哲学”著作，恐怕不算离谱一至少柳诒徵自己是这样看待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早在中国的史书《漠书》中，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而在日本的史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就地理形势而言，在古代社会中，中国一直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且各方面都较为先进的大国，因而日本把中国看成是自己民族学习的榜样。古代的日本劳动人民以他们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同时，他们也虚心地向已具有高度农耕文明的中国学习。早在秦始皇时代，虽然航海等交通条件还很不发达，但古老的中华文化却已开始传人日本了。古代的中国劳动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开辟了中日交通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秦汉时代的铜器、兵器等物品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峡传人了日本北九州岛等地区。

中国通史编纂是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反映了20世纪历史观的变化、史学发展的转变，体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民族危难之中，史学家满怀忧患之思，期望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察往彰来，指示中国社会发展前途；新中国史学家将为国内外人民提供科学的中国通史著作，作为自己对民族的责任。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说明，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史学史上，绵延不断的通史撰述，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通史编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需要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系统地总结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推动当代中国通史撰述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中韩文化协会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有联系，但以与中国国民党的紧密关系为主。中国国民党的高层领导几乎都与该协会有各种形式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该协会在战时的生存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也积极参与了该协会的成立及各种重要活动，对于推进该协会的发展和内部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韩文化协会研究》对中韩文化协会的历史只是作了初步的史料梳理和研究，搁笔之后深感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首先是中韩文化协会的档案史料散处海峡两岸各地，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其次是中韩文化协会各地方分会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第三是对中韩文化协会的结束情况不甚了了。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细说远古文明36大悬案》收录了传说六大悬案、遗物六大悬案、巨石六大悬案、遗迹六大悬案等共36大远古文明的谜团，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细说远古文明36大悬案》图文结合，资料翔实，言必有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本书收录了文化遗址六大悬案、文化传说六大悬案、文化现象六大悬案等共36大中外文化的谜团，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引人入胜，动人心魄。本书图文结合，资料翔实，言必有据，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讲述中外文化中一个个未解的谜团。书中对中外文化中存在的36大谜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本书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形式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秋天来了。几次冷空气过后，北方变得凉快起来。某个雨后的傍晚，站在窗边时忽然意识到往日里热闹异常的蝉鸣消失不见了，只有蟋蟀的叫声在空气里飘散，单调，落寞，冷清。蝉声就像叶，忽然在人们注意不到的某一天就闹上枝头，又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某一天悄然退场，留下一季的记忆和关于下一个季节的许多盼望。一叶知秋。但是几乎没有人会知道某一个秋天的第一片秋叶究竟是何时落下的，就像几乎没有人了解蝉鸣究竟是在哪一天消逝，又在哪一天响起。在我看来，历史的情形大抵相仿。时间流逝，历史过往，就像一座从古至今一直延伸着的舞台，承载着太多灯火辉煌与繁华散尽，交织着太多掌声喝采与黯然离场，显赫、声名、悲壮、荣光、凄然、清冷，如此种种杂糅一处，令浸沉于其中的人为之着迷。那些人那些事像叶，标记着关于季节的讯息，也许我们很难说究竟谁是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但却可以从第二片第三片落叶中嗅到些秋天的气息。我们曾有热爱科学的君主——康熙大帝，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沉醉于舞蹈以致因练舞过度而晕倒时，康熙则在向传教士学习如何使用天文仪器；但是时光流转，当光学望远镜向西方的天文学家呈现更广阔的夜空时，大清国的钦天监官员所使用的依然是没有透镜的天文仪器。十八世纪中国的《皇舆全图》曾被李约瑟评价为，“不但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然而，当这份地图在法国出版并成为法国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的时候，在大清国，它却多年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作为密件深藏于皇宫，没有进入内廷资格的人根本无缘一睹。1840年，当大清帝国的士兵不得不以大刀长矛对决洋枪洋炮时，战争的结局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0年前，欧洲就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则为新式武器在战斗中的资质盖上了合格的印鉴。然而，最早发明了火药的古老帝国却依然流连于冷兵器时代。当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成功下水，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曾叹曰：“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之”，但是当蒸汽动力、船运交通缩短了世界的距离的时候，中国的“黄鹄”号轮船却长期搁置于码头，在年深日久的浸泡中渐渐销蚀，渐渐腐朽。一水之隔的日本以教育改革与军事改革而走上了富国强兵甚至军事扩张的道路，而大清国的官派留学生们却在刚刚领略过外面世界的精彩之后便被匆匆召回，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则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化为泡影。十八个瞬间就像十八片秋叶，当它们从历史这棵树上静静飘落，秋色便又浓了一分。它们未必是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但当我们静静地翻阅这十八个瞬间，却分明从那里感受到了秋天的颓败，察觉到冬天的颜色。但是秋天又不仅仅是颓败的季节。每一次惨败之后都会有痛定思痛的清醒，每一座废墟上都会生长出春风吹又生的希望。所以我们需要回首历史，停格瞬间。回首，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铭记。作为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愿意看到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但愿这不是一个奢望。

本著作是从“日本中国学”的宏观视角着眼，以五章三十六节的布局，论述从“汉学”到“中国学”的学术史历程，包括在这一特定时空中日本学界对中国“语文”把握的转变、“书物”的传递以及经典性学者的学术建树与“中国观”内涵的诸层面特征，从而使读者在一个较为阔大的场景中对特定时期中的日本中国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本书设立“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一章，研讨了由七位学者对“中国”与“中国文化”在普遍研究中提升了的理性表述。我认为这是常常被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而其实又是“中国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当一个研究者把“中国文化”作为“他者”而介入其中进行属于他自己的阐述的时候，他一定存在着隐性的或显性的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国观念”，否则，他就不可能把“中国文化”确立为他研究的“客体”。一个成熟的“中国学家”在他进行的各种具体的课题研究中，一定贯穿着他的基本的或正在发展着的“中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