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本书，清代吴乘权编，是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并且补充了《通鉴》所未载的战国以前和宋至明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吴乘权，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楚材。早年患有足疾，不能参加科举，他的伯父吴兴祚曾任督抚，吴乘权则跟随左右，后又到私人家塾中教书。吴乘权是一位著名的编书家，在编本书之前，曾与吴调侯合编《古文观止》，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流传甚广。所编本书，同样极为流传，是当时人们用来读史的普及读物。本书编成于清康熙年间，书前有吴乘权的一篇“自序”，落款为康熙五十年（1711），可知此书初次刊刻于是年。之所以编纂此书，据吴乘权自序，他在童年就有志读史，但人到老年了仍不能把历代正史通读一遍，于是感慨要读中国古代史书，其方法只能是“宁简毋详”，人们才有可能通读。《资治通鉴》虽然已比各代正史简明，但“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要通读一遍仍嫌困难。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已有的正史或《通鉴》内容繁多，一般读者难以卒读，因此他想为一般读者编纂一部简明易读的通史。

本书把各篇不同专题、不同类型的文章按发表时间编排，虽然可以了解张政娘先生学术发展的历程，却难以清晰体现其学术特色和研究重点，且卷帙浩繁，不便读者研读，因此最终确定，将蒐集到的张先生存世的各类文字进行分类重编，成《张政娘文集》五卷。

《资治通鉴》是华夏先哲给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它是先人智慧的结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资治通鉴》的本意，也是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的杰作。 在这独具匠心的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了解治内攘外的权谋。该书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史学的巨篇，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子都熟读此书。元世祖忽必烈重视《资治通鉴》，请儒士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古语译写的《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推崇《资治通鉴》，每日早晨进行研读，习闻咀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清圣祖康熙迷恋《资治通鉴》，经常翻阅，说《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伟人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反复阅读圈点竟达十七遍之多，这也是他最喜欢阅读的书籍之一。

古圣先贤之书，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华夏民族性格的内在成因。「国学经典藏书集成」囊括了经、史、子、集的各类精华，再现传统文化的博大厚重。丛书精选历代校注权威底本，集结当世国学大师之力，力文中古奥言辞注释，并用优美纡徐的白话文尽现古人言语风致，传统版画延展文章深远意境。期望本丛书成为文化崇尚者的典藏精品。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补晋书艺文志（第10卷）（繁体版）》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遣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撰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国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是史志目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了各代藏书与着述之盛，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兴演变，体现了中国占代思想、文化兴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着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

《中国通史简明读本（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原始社会、夏代与商代、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中国的中古时代、秦汉时期、秦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和西汉的衰落与王莽篡汉。

《中国通史（精装插图本）》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主讲文化现象，下编则按照历史顺序加以串联，在理乱兴亡的同时将历史知识更系统地进行梳理。吕先生著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是为了满足当时大学教学的需求而编写，如今看来，这种特殊的体例对初学者系统掌握历史各个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本书从面世至今，不断再版，足以说明人们对吕先生和他以白话写通史的认可。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之作，长处本无需赘述，可在此仍要强调一下本书的特点：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史学典籍本是不少，无奈笔墨宏大过于高深，将文言功底本就不深的初级读者挡在了门外，而吕先生这本书简明扼要，行文浅显，相对简单了不少。

书写了中华民族自先秦、秦汉到晚清、民国期间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史籍丰富的民族。历朝历代都有官修史书，二十四史皇皇巨著，将五千年文明一一道来，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历史上就是中国人的图腾，这话并不为过。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作者秋石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当《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