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国近代前期（即晚清）的史学思想作了系统、深入和详尽的研究，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研究近代前期史学思想的又一部新作和力作。　在对中国近代前期史学思想发展的宏观考察上，陈著对该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作了独到的划分。　首先，在对中国近代前期史学起始的划定上，作者考虑到传统史学思想在近代前期的内在嬗变，将近代史学的“所涉时间范围有所扩大”，提出近代史学思想的源头是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所包含的史学思想，自成一说，使人们能从史学思想内部的演变对清代史学发展到晚清时期，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有了更具体准确的把握。　其次，作者将中国近代前期史学思想，以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对近代史学思想发展阶段划分的一种新观点，亦显示了作者重视发掘和梳理中国近代史学思想自身发展脉络的思维方法。　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陈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以近代重要史学人物的思想研究为主线，辅以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方面的研究。　以人物思想为主线来研究思想史，关键在于确立一种择取思想人物的科学标准，即，这一标准必须能够真实、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反映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主线。质言之，必须要对所择取人物的思想有“一以贯之”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并以之为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分析叙述之中，从而使人物思想呈现有序的、符合思想史客观发展进程的排列。这实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作者的研究较好地体现了这点。本书所择取的中国近代前期的１３位史学思想人物有“一以贯之”的标准。此“一以贯之”的“一”，便是作者通过考察近代前期史学思想所发掘和归纳出来的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即：历史变易（进化）论、史学经世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等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史同一论、夷夏（中西）之辩论、疑古思想、大同思想、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等。而在具体分析这些人物的史学思想时，作者则将其放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文化学术思想演化的大背景下，指陈出不同史家的历史变易（进化）论、史学经世论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等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递变，删繁就简、却又生动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不过，在史学人物的选取上，如果将章太炎和孙中山列入其中可能会更全面些。因为，他们的史学思想在近代历史上既具有其典型性，也符合作者所确立的择取标准。　另一方面，为弥补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和构架的研究所造成的涵盖面不够的局限，作者还对当时一些重要史学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及其特点作了概括。如，作者专设第五章《晚清当代史研究与史学思想》，对近代前期第一阶段史学的重要流派和思潮，如边疆史地研究、世界史地研究和鸦片战争史（即晚清的当代史）研究的史学思想及其特征作了分析。不过，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些，如，对近代前期第二阶段的重要史学思潮和流派的思想，如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的史学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史学思想等也可作一总结和概括，可能会更好一些。　当然，本书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显得比较薄弱，似当充实和加强。如对近代史学方法求新与多样性的变化发展阐述不够，除了系统论述严复的“学于自然的治学方法”外，对其他人物在史学方法上的贡献较少发掘，而对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却没有论及。

本书是繁体版，用原文与当今白话文左右对排译出，《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

本书是繁体版，用原文与当今白话文左右对排译出，《新唐书》有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所记述的历史时期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以其博大恢宏的民族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部熠熠生辉的中国历史俨然就是培养我国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热爱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教科书。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普及性的中国通史故事《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上册起自古代神话传说至后汉三国时期，中册自两晋南北朝至南宋灭亡，下册自元朝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这部系统完整的历史读物，以事件和人物为主线。以事件为主线，就能以具体感人的题材，生动活泼而又顺序全面地勾勒出历史面貌的完整体系。以人物为主线，是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灿若群星的历代“才人”凝结着炎黄子引、改造世界的不朽功业，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有永不磨灭的宝贵遗产，更体现了我们民族伟大而且崇高的精神。他们是后人特别是青少年效法学习的良师楷模。这部书对于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无疑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作用和影响。本书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具体简洁的叙述，形象感人的刻画，深入浅出地将浩繁的史籍，活脱出一个适应现代青少年和广大读者阅读的氛围。把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以期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兴趣，是我们制作本书的初衷和力求形成的特色。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史料是不能修改的，对古人当然不能从某种需要出发加以理想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是我们注意遵循的一个原则。当然编写这类历史读物不能不涉及到作者的一些态度、看法和感情。我们觉得在行文过程中，字里行间渗透着自己的一些爱憎、褒贬也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就没有大发议论的必要了。把一些适于议论的空间留给我们的读者去分析和思考吧。他们应该学会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独立地、客观地、具体地分析的本领，不能停留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不如此就是咄咄怪事的水平上。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西南民族地区，有长达万里的边境线，既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门户，与南亚和东亚的交往源远流长；又是我国的国防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南各族人民在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进行过无数次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对伟大祖国的缔造作出过重大贡献。我国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尤为丰富，云南就誉称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和“药材之乡”、“花卉之乡”，它确实是祖国当之无愧的一块宝地。大西南的这些主要特点，通过对南方丝绸之路的介绍，虽然不可能全面、详尽，但也描绘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开发大西南，既是中央的宏伟蓝图，也是西南各族人民开拓致富的共同愿望，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振兴西南地区的经济，对于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在下世纪的腾飞，都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宏伟蓝图中，用现代化的手段重新开拓南方丝绸之路，加快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此书虽属通俗作品，但简明扼要，实际上是一部云南史（当然，不限于云南）的缩影，文字也生动，读起来引人入胜。因此，它将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同时也必将会有更多的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佳作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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