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坛上的智慧之光，使江山熠熠生辉，使文献倍添异彩。这些智慧之光，照射过魑魅魍魉的鬼域，荡涤过祸水横流的阴沟。我们赞美它，是因为它给人世带来光华和福音，带来温馨和热情，让人们心中升起希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部《从政史鉴》涉及的时间范围，上起先秦，下迄“五四”运动以前，内容包括政论、疏奏、名言以及人物事迹等方面，以人物事迹为主。在编排篇章顺序时，我们作了如下的处理，即按“从政之道”、“从政原则”、“从政方略”、“从政修养”、“妇女问政”的“从政禁戒”为先后。这种编排虽然未必尽当，容以后再行修正。

《文史（第43辑）》主要包括：卜辞所见先帝高祖六宗考、“天子朱芾，诸侯赤芾”说辨谬、《史记》解诂（下）、居延新出汉简所见方术考释、曹魏、西晋与西域关系述考、高昌郡官府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郡府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释唐代军职建忠帅和立义帅、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等内容。

一说起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往往想起的是汗牛充栋的《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这些由统治者主持编撰的正史。然而正史至少有两大缺憾：其一，正史记载的多是帝王的命运、朝代的更替等风云变幻的政治事件，而对世风民俗、百姓生活等的记载却轻描淡写，微乎其微；其二，正史的记载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文过饰非，所录不实。特别是对帝王将相的性格心理、轶闻趣事；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军事的丑恶内幕、龌龊行径、血腥手段，正史往往“为尊者饰，为贤者讳”，或者略带一笔，遮遮盖盖，或者讳焉不谈。所以，要了解和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要把握全部的历史，我们必须探寻正史以外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要收集、研究野史。事实上，历代的野史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史更真实、更全面、更鲜明，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然而，史海茫茫，特别是野史，散存于各种历史杂著、传记小说、笔记书信、公案典章等典籍中。如何将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理成书，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我国历史界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所取得的成果实难令人满意。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权利和必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尤其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古鉴今，昭示后世，是极其有意义的。鉴此，我们迎难而上，组织了一大批在这一领域造诣较深的专家学者，呕心沥血，耗时数载，编写了这部《中华野史镜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资料翔实，规模宏大。在时间上纵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凡所引用的书籍、资料，都是野史精品，其中有许多是首次译成白话文。出版如此规模的野史著作集粹，在我国尚属首次。其二，内容全面，体例新颖。该书根据朝代划分篇章，篇章下设宫禁隐隐私、帝王秘闻，后妃轶事、人物春秋、文人雅事、豪强侠士、名妓优伶、能工巧匠、古今奇案等栏目，所录内容不仅趣味性强，更有一些鲜为人知，可以满足读者的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且条理清晰，便于查询和阅读，既是材料丰富资料库，又可作为工具书。其三，通篇采用白话文，适合广大读者阅读，也有利于历史文献的普及。译文立足原文，力图达到“信、达、雅”的高度。其四，文字清新，语言生动、活泼，可读性极强。因此，该书可以称得上是集历史性、资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极具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各类企事业单位、图书馆、资料室的必备藏书，也是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学习和了解历史的案头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维护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我们对所收录的文献尽量保持原貌。因此，书中有些材料难免带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封建迷信糟粕，这需要读者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阅读和使用。有些材料由于是野史，难免有谬传讹记之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自行甄别。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请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本册收清·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清·钱大昕的《通鉴注辨证》、章钰的《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和清·赵绍祖的《通鉴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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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泽东评点的武英殿版大字本《二十四史》影印。

通志略是郑樵所著通志一书中的精华部分。通志全书共二百卷，由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等六种形式组成。略分二十篇，五十二卷，通称通志二十略，简称为通志略。郑樵于史书编撰力主博通之论，通志即其所撰之通史。其书除二十略之外，皆为隋以前各史书之粗略综合，惟二十略有其独到之处，在体例方面，与其前杜佑之通典及其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相近，世人遂有“三通”之称，在史书编撰中，与纪传、编年二体可鼎立而三。通志总序是一篇极好的史学论文，起首即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各种学问包括史学，必须会通，是郑樵的重要学术理论。因此对于用通史体著书的司马迁评价很高，对于用断代史体著书的班固便力加贬抑，用词或不免于偏激，如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司马迁亦感有所不足：“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又称：“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採摭未备，笔削不遑。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这些评语，失之于偏，无待详论，但与会通博雅之主旨相衡，自有本末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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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造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部教授，一生研究《史记》，有专著《史记管窥》问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新建设》、《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研究《史记》的论文。本书係作者又一部关於研究《史记》的专著。《史记》从两汉到晋，由於辗转传钞，字句之间颇有差异。晋徐广作《史记音义》，把那时不同的字句记录下来，其间的差别往往很大。六朝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十分感慨地说："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譌舛杂。"那是五世纪时《史记》流传的情况。到了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史记》本身的问题更加複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引用了四百多种书籍来加以说明。而今时过千余年，其所引书大多亡佚，即有存者，而或与今本有异。考稽钩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这就是本书的作用。《史记索隐》引书，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至有将《吕氏春秋》误为《春秋》者。此类问题，作者均予解决，不为无功。该书不仅匯集了《索隐》引书的全部书名，而且还介绍了所引古书的基本情况。这也是研究《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可以从此瞭解司马迁当年撰写《史记》依据了哪些材料，由此可以加深对《史记》一书的瞭解。另一方面，也可瞭解《史记》一书产生后，其它古籍怎样引用了《史记》。所以，本书在选题上虽较偏僻，读者面也不会太宽；却颇有学术价值，作者的这一工作仍是做得颇有意义的。作者通过细緻的工作，把《史记》全书的《索隐》引文，复原成四百多种古籍。特别是其中大部分书都早已亡佚，使读者可免於翻检之劳而从此稿看到这类佚书的大致面貌，此书对读者起到索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对每书所作的提要，内容丰富而又扎实，文字叙述简明扼要，在持论方面也较平允、严谨。如关於《尚书》孔注，该书引吴承仕之说作为结语。而吴氏对孔注有关部分的评价，则比清人的看法较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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