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在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披沙拣金的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彻底梳理，力求使广大读者能够系统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准确地把握中华民族绵绵不息的古代文脉以及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包罗万象的宏大气派。多年来，我们组织了诸多人次的相关调研，从中了解到，广大读者一直都在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能够看到一套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代文化全景的丛书。为此，这套丛书以前所未有的庞大容量，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这套丛书的特点是：所有文字都注以汉语拼音；所有，中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化都会在这里相继亮相；所有文献全部幂用中文简体横排，尽最大限度地将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文献以一种极其便利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相信，上述这些特点将会不同程度地提高中国古代文化在社会中的普及率。

《名家谈历史》系“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丛书”之一，汇集了国内历史学界一流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演讲文稿。内容涉及大部分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多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导读式讲解，可谓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名家谈历史》绝大多数主讲人都是学界相关领域的权威，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所讲内容高层建瓴，并且用平实的语言把看似高深复杂的知识和思想讲解得透彻明晰。此书对于需要丰富历史知识的广大干部、高校学生、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其他历史爱好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谭其骧称吕思勉“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顾颉刚评价本书 “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资治通鉴》图文配合，近四百幅与内容相符的古代版画，以图释文，让读者以直观方式了解前朝故事。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本书是一部研究与论说中国史学发展历史的专题著作。分章论说了中国史学发展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内容。全书征引翔实、剖析精到、论说简明，是一部体现中国史学研究现有成果的力作。本书径自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明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从一八四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

《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主人公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中国通史词典（全2册）》共分为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民族史、历史地理、中西交通、文化史、科技史、史学史、文物考古等10大类99个小了，收词目15000条，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文后附《中国历史纪年简表》、《历代年号一览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国历代户籍、人口、垦田总数表》、《中国历代度量衡演变表》等。

不起眼的榫头：改变历史的小物件烽火戏诸侯：烽火戏诸侯，是中国古代荒唐帝王所做的荒唐事中，最最荒唐的一件。不过细读历史，我们便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不听话的诸侯们编造的。表面看上去，漫天的烽火似乎与罗马暴君尼禄焚烧罗马城的烈火相似，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胡服与马镫：胡服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秦国的主要对手，马镫使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骑兵所向披靡。历史记住了赵武灵王，却没有记住马镫的发明或者推广者。当然，马镫的发明者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个发明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弩：每个人都能发射的弩使战争全民化成为可能，也使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农业民族的步兵基本上是依靠弩与游牧民族的骑兵抗衡，这就好像明末的袁崇焕依靠火炮与努尔哈赤的骑兵的抗衡一样。沉重的飞行：飞行，肯定是人类很早就有的愿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关于飞行的记载却少之又少。我们所知道的一次成功的试飞，居然是死囚绝望的一跃。让人失望的是，尽管这一跃成功，可这个死囚并没有活下来。襄阳孢（抛石机）：不论攻城与守垒，抛石机都是必备的重型武器。有意思的是，这样有用的武器在中国历史上居然经常被打入。冷宫”。每次天下一统，中国人的武器制造水平就飞速下降，一直要等到下一次大战来临前再重新学习，重新制造。关公斗秦琼，虽说是小说戏曲作家的戏说，但如果真的斗一下子，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至少，按照历史的记载，元朝的抛石机不一定打得过唐朝的抛石机。抽签：最有名的抽签出现在明代，当时进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循资论辈，大家都差不多。皇帝不容易选择一个满意的人做首辅，干脆采取拈阄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于是，历史便在拈阄抽签的那一瞬间改变。刺面时代：最初，刺面只是为了控制厌战的士兵。后来，刺面成为士兵地位低下的标志。当然，也有人以文身刺面为荣，但更多的人以此为耻。于是数百年来，士兵素质大幅度下降，以至于后来历史学家大呼中国“无兵”。头发问题：头发影响历史，并非从满洲人人关开始。但清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确实将本来很简单的头发问题政治化。有意思的是，两百年前看脑门，两百年后看脑后，头发问题居然贯穿清朝的历史。骰子转起来：改变历史的小人物“南风起兮吹白沙”：西晋的覆亡是因为“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则由一个女人而起。从永康元年三月贾南风杀司马遹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杀戮之风在中原大地上持续了300多年。中国历史的进程完全被改变了。小民与大战：刘裕和侯景的军队都曾面临险境，如果没有潼关百姓、台城奴隶的帮助，他们不可能赢得暂时的胜利。改变历史的嫉妒：独孤后不仅以好色与否来衡量大臣，还以此衡量儿子，也就是国家的继承人。她的嫉妒不仅改变了隋文帝杨坚的生活，更改变了隋朝的国运。魏博牙兵：安史之乱后至北宋建立前的两百年间，是藩镇割据的时代。在这个漫长的年代里，雇佣军一度成为历史的主人。有组织的雇佣军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推翻不合适的主帅，选择更英明的领导人，他们甚至主宰着那段混乱的历史。百无一用是书生：宋人杀死陈东、欧阳澈，金人杀死徐揆。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异族统治者，对待手无寸铁、只是代表舆论的学生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用刀封住你的口！唯一的清官：当奢侈淫靡已经成为风俗，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习惯，不论最高统治者，还是唯一的清官，都没有能力改变，能改变这些的只有天崩地裂。最滑稽的是，表彰这个唯一的清官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杀人魔王张献忠。大地上的“扣”：记录历史的小地方京观、杀降及传首：杀一个人是犯罪，杀一万人就是战争。古人并不像今人那样，掩盖战争的真相，于是，他们将战争的成果——敌人的尸体堆积成山，炫耀武功，震慑仇敌，这便是京观的由来。即便从很早就有了否定京观的舆论，但京观一直存在着，如同文明虽然早已出现，但野蛮却并不绝迹。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诸葛亮的南征是为了北伐，于是“七擒孟获”后面便是“六出祁山”。与虚构的“七擒孟获”相比，小说中的六出祁山（实际上只有五次）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也有许多虚构的成分。昭陵六骏：早在西晋之后，重骑兵便成为北朝对付南朝步兵的利器。但重骑兵固然有防御能力强的优点，却牺牲了骑兵的机动性。在一般战场上取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灵活的轻骑兵，而李世民便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轻骑兵。昭陵六骏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在东方各国，经常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规的轻骑兵。”幽云十六州：石敬瑭给契丹人做儿子影响不了历史，他当上皇帝也影响不了历史，但他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则深刻地改变了五代一直到南宋的历史。致命的游戏：影响历史的小游戏“恭奴善于”：王莽的失败并不在于他如何获得皇位，而在于他的改革。王莽的改革里面，有许多类似要求匈奴单于改名“恭奴菩于”的内容。这种有名无实的改革既得罪了匈奴单于，又无益于百姓。当不再强大的匈奴人出兵挑衅时，王莽希望通过征兵来解决问题，结果兵未征集，天下已经大乱。杀母立子：俗话说“母以子贵”，但古代帝王为了防止因子而贵的母亲专权，为了立子居然先将其母亲杀掉。从北魏的情况看，杀母立子这条本由男人立下的陋规居然被女人执行着。最荒诞的是，杀母立子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太后专权，但北魏的太后专权一点也不比别的朝代少。选择继承人：在帝王时代，继承人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南宋时代，两次选择都因为偶然原因被改变，而南宋的历史也因此被改变。木匠万岁与文盲九干岁：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就这样来临了。朝政完全由宦官魏忠贤控制，明朝皇帝朱由校有更多的时间在宫中做木匠活，每次魏忠贤拿着奏章请他批阅时，他都极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你办事，我放心！”魏忠贤要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满朝文武发号施令。阴谋与阳谋：改变历史的策划腐化计：在中原统治者看来，腐化计是用金钱换和平（这比用女人换和平、用土地换和平容易接受得多）；在游牧民族统治者看来，腐化计更是不费一刀一枪，就为本民族赢得了巨大的利益。马背上的民族固然天性喜欢战争，但同样喜欢享受不需要血战就能得到的果实。以夷制夷：以夷制夷确实是一个高明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也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当前面那个“夷”和后面那个“夷”联合起来反戈一击时，就会常常溃不成军。袭许情结：正因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为解释不符合儒家道德观念的曹操为何如此强大提供了方便。于是在当时，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结——“袭”许情结”。杯酒释兵权：对于赵匡胤的一生，最关键的莫过于“黄袍加身”；而对于宋朝或者整个历史，最关键的则是“杯酒释兵权”。“黄袍加身”不过是五代军人选择领导的继续，而“杯酒释兵权”则杜绝了下一次“黄袍加身”，奠定了大宋王朝的基础。当然，“杯酒释兵权”也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决定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命运。联金灭辽与联蒙灭金：不论是联金灭辽还是联蒙灭金，宋朝都是打败了一个衰弱的敌人，迎来一个强大的敌人。对于金、蒙古而言，联宋都是远交近攻策略的配合者。而对于宋人而言，则是愚蠢地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二十四道历史选择题：史书上，记载着不少“选择题”。每每遇到军国大事，某个谋士就会给当事人献上、中、下三策。当事人如果选择上、中两策，结果大多不错：如果选择下策，多半走向覆亡。有意思的是，一旦出现这种“选择题”，历史上的当事人多半选择的却是下策。一言以兴丧：震动历史的声音约法三章：刘邦最终能够战胜项羽，不是靠屡败屡战，也不是靠大将韩信，更不是靠项羽的弱点，而是靠那简单的一句话：“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句话既迎合了人们厌倦秦法琐细、苛刻的心理，也将其与项羽的以暴易暴区分开来。耶律屋质一语息兵解怨：帝王家事是天大的事。耶律屋质用他人情人理的一席话，化解了萧太后与孙子之间的积怨，消弭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迎闯王，不纳粮：“不纳粮”，李自成因此而兴，也因此而败。一支由游民组成的军队，即便再强大，也要经历痛苦的转型。那就是从依靠抢掠维持口粮到依靠赋税维持口粮。男权社会中的女权：在男权社会中，女子在男子面前只能称奴称妾。可是。如果女子有所凭借，仍然可以制服男子，如历代公主多半骄横，就是最好的例子。公主身虽是女，却是帝女；驸马身虽是男，却是臣子。最有影响的一道诏令：女性在帝王时代没有社会地位，她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家庭。而这条诏令使她们的存在有了实在的价值，不只是虚名和实利，更有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永垂不朽的机会。人争一口气，那个时代可怜的女性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改变了历史。带血的牙印：改变历史的战役可以避免的决战：因为有些皇帝的好大喜功、头脑发热，致使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结果，使数以万计的人民长久地陷入痛苦的深渊。奇怪的是，人们往往只晓得批评主帅，或者片面强调双方实力的差距，却不知道罪魁祸首究竟是谁？顺昌之战：在史书上对顺昌大捷的记述中，我们看不到火枪、火炮的使用。或许，这是因为修史者更愿意强调士气与战术的作用，而不太愿意强调宋军在武器上的优势。高平之战：高平之战中，后周军队并没有与契丹军正面交锋，但这场战争的胜利，使中原军队有了战胜契丹军队的信心：而那些希望依附契丹卖主求荣、图谋割据的军阀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高邮之战：高邮之战在元末战争中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从此之后，各地起义军利用元军内部混乱，扩大地盘。而高邮之战的胜利者张士诚更是趁势渡江占领浙西大部分地区，成为实力最强的天下竞争者。一战成功：今天的读者在读史时常常疑惑，为什么不足10万的八旗军能够征服并统治数亿人口的汉族？其实，原因不在于八旗军有多么强，而在于明朝的皇帝太无能，文武官吏太腐败。明朝军队在处于优势时无法组织有效的进攻，在处于劣势时更是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所以，满洲人通过三次大战夺取了明朝的天下，第一次在萨尔浒，第二次在松山，第三次在山海关。

这就是现代性的中国重撰，同现代性本身的书写一样，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将来还将继续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现代性的中国书写和现代性的中国重撰，大致说来，经历着三个阶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这三个阶段既具有依次推进的历时性，又具有互相合作、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同时性。这就是说，由以资本为核心到以劳动为核心再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代表着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一步步深化，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必然归趋。但三者又不是在前一阶段结束之后方进入后一阶段的，后一阶段实际上早已孕育在前一阶段之中，当后一阶段到来时，前一阶段的现代性仍然在继续，成为后一阶段现代性的基础或补充，所以，这三个阶段，又可视为现代性发展中陆续展开的三个不同层面。主观地想超越或避开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或第三阶段，最终总是成为一出出乌托邦喜剧、悲剧或闹剧。现代性的书写和重撰，是13亿中国人正倾注全力，专心致志从事的事业。回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核心观念形成和演进的历程，当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后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年七十七卒。《廿二史考异》全书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