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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书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和谐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乐感文化，也不是忧患文化和忧乐圆融文化，而是和谐文化。作者认为，只有和谐精神在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并在各个领域都有显著体现。中国古人的一切观念、范畴、理论框架、心理习惯等，都是由和谐精神来平装

为了帮助人们学好中国历史，前人已编写和出版了多种历史工具书，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纵观现有的工具书中，内容既丰富全面，体例又简明扼要，便于使用者尚不多见。本书遵循“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这一思路，编制了记载年代的《历代建元表》和《历代大事年表》，记载地理的《历代行政区划表》，记载职官的《历代职官司表》和有关目录方面的《常用文史工具书一览表》。此外，又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删繁就简，编制了若干专题简表，附录于后，最终形成一本内容较为全面同时又简明扼要、便于人们查阅和使用的历史工具书。本书各表时间断限一般是上起秦朝，下至清末。除个别历史问题向前略有追述外，所反映的基本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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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以刊地未刊珍稀历史文献及解题考證文字为其特色，同时也介绍藏书源注 、馆藏特色。《历史文献》第三辑中，继续刊载了《上海图书馆善于题跋选辑》的史部部份和盛宣懷檔案中的《中英商约会谈纪要》、《盛宣懷、嚴瀠往来信札》。本辑，刊载了《王国维致刘承幹尺牘》、《曾国藩致张军蘭书札》和《陈寶葳友朋书札》同时，也开始连载《胡樸安友朋尺牘》和《葉恭绰友朋尺牘》等二十世纪上半年的一些名家尺牘。这些尺牘均为首次披露的史料，極具学术价值。本书叢刊的编纂内容主要包括罗料整理、书禄解题、版本考證、異本校勘、辨伪辑佚、藏书源流、特色馆藏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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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视野是应该极为广阔的。它不仅要烛照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还须透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文化史不仅是一个论域的设定，更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视角的抉取。它是要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认知历史问题。“文化决定论”诚然“贫困”，但文化因素确是无处不在，只是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中，其所起的作用程度有别、各不相同而已。因此，“文化”永远是人们认识历史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眼光。 文化史的视野又应是极为深邃的。它不能满足于平面扫视文化各部类支离片段的表象和各部类之间表面的“拼盘”，而应立体地窥揭各部类内部和各部类之间多层次的内在关联。只有在纵横双向的多维联系之中，才能深刻地把握历史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的历史发展。没有自觉“联系”的眼界和建立“联系”的有效方法，既实现不了文化史的广度，更不可能有其深度。黄兴涛先生治学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即小见大”了。对于历史学这一门研究的科学，黄兴涛习惯于从宏大的知识背景出发探讨问题。他的学术领域主要是在清代尤其是晚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出发，对一个个的细节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对逝去的时代进行了专业的描述。

《中国历史大辞典》包括漫长的历史时期，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本书书词上起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分卷本依据历史朝代和专门领域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等十四卷。各卷请主编和编辑委员，依据统一体例，分头进行编篡，自1984年起开始陆续出版。

朱炳祥，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1项，主持省级课题4项，横向课题2项。出版有“文化发生学”系列专著4部：《伏羲与中国文化》、《土家族文化的发生学阐释》、《摩哈苴彝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中国诗歌发生史》，主编有《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水利社会学》、《平峰村的文化转型》等一般性著作4部。在《民族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文化叠合论》、《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化》、《“词语扇面”论》、《名实关系论》、《论图腾观念的起源》等论文30多篇，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被认为具有“首创精神”与“开创性”，人大复印资料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0多次转摘或全文复印。成果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1项（2001年）、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1项（2002年），入选《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1项。

本书前言逝者如水，一往不返，生命个体和民族都被抛在时间的隧道中。生命民族有兴有衰，但民族文化的精魂却不会消亡。本书作为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其内容共分八章，有蜕变之萌动；冲破传统樊篱；新的纪元：中国历史学之大转机，星火燎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等，论述精辟，语言流畅，可供广大学术爱好者参考借鉴。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史地的介绍与研究也是史学研究面向现实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些史家面对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威胁，痛感不谙“夷情”难以“制夷”，大声疾呼“开眼看世界”，并致力于探讨外国情况，介绍外国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