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内容涵盖中国的君主制、中国的宰辅制、中国的科举制、中国儒家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道教文化、中国民俗文化等十四章内容。

本书内容：正襟危坐的思想、文明与文化、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左道旁门的学术、图腾与血腾、哲学与男女、因果与阴阳、建构与解构、缘木求鱼的探索、人文与学术、价值与方法、积淀与突破、风捉影的描绘、诸子的容毅、文豪的举止、奇人的轶事。

本书叙述了自上古神话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的中国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使读者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本书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勾勒其发展历程，展示其在语言文字，古代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剖析其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先圣明哲，论大道必经天下之大经，述盛衰定立天下之大本。我欲效之，著述此书。论叙之文，梗概其次如下： 无最高法则，无社会历史之本体论，不可为历史哲学。特别是大道历史哲学，不能穷尽其理，没有最高、绝对、终极的存在为本体论，并且是真实尤妄的，是不可作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故作《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为第一章。历史的开出，即伴随着哲学的思考；而大道本体论的获得，也为历史提供了为治之道。为总述大道哲学的为治之道，故作《大道哲学：历史开出与为治之道》为第二章。 历史盛极必衰，剥而后复，其盛衰运演，不仅有其理性的法则，更有其运演的根本力量、广泛因果及历史开合与几微之变。故作《盛衰运演论》为第三章。历史的本质，不是物的存在，不是政治、法律、制度，而是人心人性。天心即人心。人心人性不仅最终决定着历史的本质，也决定了历史的盛衰。正因为盛衰治乱系乎人心，所以有国有天下者，无不以贞正人心为根本要务。故作《论人心人性与历史的本质》为第四章。惟国德是立国之本。国运之氏短，在于能否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能否为民制产，建立国民生存的根基；能否为民立极，以诚天下之心；能否勿用非彝，追求永恒的法则；能否尚贤止健，聚集大批当国守正之臣。惟具此大德，才能国运昌盛久远。故作《沦国德与国运》为第五章。中国历史哲学，是以深厚博大的内圣外王之道为理想的，是以提倡德的哲学，反对力的哲学，为基本价值法则的，并且历史上的唐虞之治，为此树立厂一个清明光辉的理想时代。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自然也应以这种哲学为根本理念。故作《论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学》为第六章。体统、纲领、礼教，是立国垂世的根本大计。纲领不正，则国家无把柄；而礼教衰，则国家无盛治。故曰“人无礼不立，国无礼不治，纲不可易，纪不可乱”。其为法者，也是与德同原、大用一体的存在，是不可割裂的。故作《论体统·礼教与盛衰》为第七章。 文化在国家民族的盛衰中，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而在诸多文化中，惟以学术教化人心，以文化理想统御政治之道，以广大悉备之道融合浃化诸族文化，以纯正厚重的风俗，建构历史的基业，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作《论文化与盛衰》为第八章。人和历史究竟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价值法则呢？以及怎样判断历史上的善与恶呢？怎样以良知判断致乎历史纯天理存在呢？凡此皆属于通向历史道路的价值论问题。惟遵守仁的价值法则，惟建天理 良知的清明之心，才有清明之治。故作《历史价值论》为第九章。中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需要强大的哲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不能割断历史，或把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变成无关紧要的存在。为走出现代性的遮蔽，为从大道哲学中吸取信念与精神力量，故作《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现代复兴》为第十章。全书十章，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根本。前两章总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及为治之道，三至九章分论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及价值法则请问题，最后—章为继往开来，讲如何归复重建大道哲学的历史精神。

本套书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阐述了各个时间的历史发展轨迹及过程。从史前开始，有盘古开天地与人类的进化、女娲揉土造人、女娲炼石补天、从有巢氏到神农氏的传说、伏羲是雷神的儿子、黄帝涿鹿战蚩尤等。接着从夏、商、西周、东周、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辽、西夏）、南宋、元、明、清讲述。

扬雄（前53-后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曾从严君平不，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由于刘歆之子刘为了讨好王莽，伪造了一道“符命”（即谶纬）进献给王莽，不料却坏了王莽的计划，于是被流入，“投诸四夷”。刘曾从扬雄学过上古文字，这就牵连到扬雄。治狱的使者来天禄阁抓扬眉吐雄，扬雄跳阁自杀，未死，后得免。以后一直默默无闻，七十一岁而死。扬雄思想的代表作是《太玄》和《法言》。《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著作。就《太玄》的结构和形式而言，是一部模仿《周易》而作的半哲学增筮占之书，既有《经》也有《传》。但扬雄还是有所创新，如《周易》用奇、偶二分法，《太玄》则用奇、偶、和三分法；《周易》注重以卦象判吉凶，《太玄》则主要以数来断否泰，等等。《太玄》核心思想是建立了一个以“玄”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哲学体系。《法言》则是扬雄表达自己人性论、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等思想的著作。扬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捍卫和发挥正统的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法言》模仿《论语》，采用了问答体。就其内容而言，扬雄在书中确立了尊儒宗孔的思想，认为“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唯有孔子之道是“关百圣而不惭，敝天地而不耻”（《法言·五百》）；孔子、周公之道皆为治国兴邦、修身论学的最高理论。主张为学者要崇本抑末，追随周、孔的思想；又指出，诸子之学异于孔子，只有孟子、荀子不异，所以孟、荀要高于诸子，一切学说都应该以孔子为依归，“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在人性论方面，扬雄提出了“善恶混说”，认为人通过修身可去恶兴善（参见《法言·修身》）；在伦理学方面，提出了儒家的“孝”道是做人的最基本准则，“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法言·考至》）。<

丝绸之路，是一条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陆上商道。这条古老商道开辟于公元前２世纪。横跨占世界陆地三分之一面积的亚欧大陆。它东起渭河流域的安（今西安），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跨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达地中海东岸，全长七千多千米。

全书分上、下两册。书中内容上自远古无文字的传说，下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所选内容既有传统文化的精萃，也有记述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还有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叱咤风云的人物等。

本刊收录文章有：《诗论》发微，新出楚系竹简中的专用字综议，试论气候环境变化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影响等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