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时空，一直光照后世的。例如，我国史学的开山祖无疑非太史公莫属。“史”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在原始部族时代早就存在。然而，只有当司马迁说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知识分子从事的，演绎的、通释性的中国史学才正式成立。不管史学的手段和观念后来怎样变化，怎样不断演绎出新的意蕴，我认为，司马迁的这三句话，作为通史的旨归仍具有永恒的意义。近代新式通史的编写，是从本世纪初发其端的。1900年，章太炎先生最先动议创制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在那篇名为《中国通史略例》、领风气之先的短文里，太炎先生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融通古今、推陈出新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既没有国粹派迂执陈腐的酸气，也没有后来欲横断而截流的那股杀气。

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篇，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但是对于他的观点和方法，还是有作一些说明和讨论的必要。

本卷书包括《后汉书》、《三国志》两部史书的白话译文，每部书分别包括“文史英华”、“传世故事”、“人物春秋”三部分，同时附有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事物的图片。

本书的目的，如副标题所指，是要考察“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即考察那些历史上就存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的问题。既然是考察这类长期性问题，就要涉及历史，涉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的视野将统摄自商朝至清末的历史，但又不是叙述历史，而是从复杂的历史中清理出问题，考察这些问题在各时代的共同性，然后进一步追寻它们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从而判断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例如，我们考察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特别注意它们与历史统一性的关系，具不具有各时代的共同性特征，如果具有共同性特征，那么中国历史的统一个性是什么？如果它们不具有共同性特征，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中我们将寻找中国历史的品性或个性以及由历史品性或个性决定着的中国的前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首先从中国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这个在历史中具有长时期不变性的重要因素入手，采取“还原历史”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地理生存环境对于中国历史品质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古代先圣明哲，论大道必经天下之大经，述盛衰定立天下之大本。我欲效之，著述此书。论叙之文，梗概其次如下： 无最高法则，无社会历史之本体论，不可为历史哲学。特别是大道历史哲学，不能穷尽其理，没有最高、绝对、终极的存在为本体论，并且是真实尤妄的，是不可作为历史哲学理论的。故作《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为第一章。历史的开出，即伴随着哲学的思考；而大道本体论的获得，也为历史提供了为治之道。为总述大道哲学的为治之道，故作《大道哲学：历史开出与为治之道》为第二章。 历史盛极必衰，剥而后复，其盛衰运演，不仅有其理性的法则，更有其运演的根本力量、广泛因果及历史开合与几微之变。故作《盛衰运演论》为第三章。历史的本质，不是物的存在，不是政治、法律、制度，而是人心人性。天心即人心。人心人性不仅最终决定着历史的本质，也决定了历史的盛衰。正因为盛衰治乱系乎人心，所以有国有天下者，无不以贞正人心为根本要务。故作《论人心人性与历史的本质》为第四章。惟国德是立国之本。国运之氏短，在于能否以天德王道仁爱天下；能否为民制产，建立国民生存的根基；能否为民立极，以诚天下之心；能否勿用非彝，追求永恒的法则；能否尚贤止健，聚集大批当国守正之臣。惟具此大德，才能国运昌盛久远。故作《沦国德与国运》为第五章。中国历史哲学，是以深厚博大的内圣外王之道为理想的，是以提倡德的哲学，反对力的哲学，为基本价值法则的，并且历史上的唐虞之治，为此树立厂一个清明光辉的理想时代。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自然也应以这种哲学为根本理念。故作《论深厚博大的王道哲学》为第六章。体统、纲领、礼教，是立国垂世的根本大计。纲领不正，则国家无把柄；而礼教衰，则国家无盛治。故曰“人无礼不立，国无礼不治，纲不可易，纪不可乱”。其为法者，也是与德同原、大用一体的存在，是不可割裂的。故作《论体统·礼教与盛衰》为第七章。 文化在国家民族的盛衰中，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而在诸多文化中，惟以学术教化人心，以文化理想统御政治之道，以广大悉备之道融合浃化诸族文化，以纯正厚重的风俗，建构历史的基业，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故作《论文化与盛衰》为第八章。人和历史究竟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价值法则呢？以及怎样判断历史上的善与恶呢？怎样以良知判断致乎历史纯天理存在呢？凡此皆属于通向历史道路的价值论问题。惟遵守仁的价值法则，惟建天理 良知的清明之心，才有清明之治。故作《历史价值论》为第九章。中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需要强大的哲学，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而不能割断历史，或把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变成无关紧要的存在。为走出现代性的遮蔽，为从大道哲学中吸取信念与精神力量，故作《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现代复兴》为第十章。全书十章，论大道，述盛衰，经大经，立根本。前两章总论大道历史哲学的最高原理及为治之道，三至九章分论历史运演、人心人性、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及价值法则请问题，最后—章为继往开来，讲如何归复重建大道哲学的历史精神。

本书是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涉及陈寅恪国学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研究领域等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相关的诸多话题。

陈宏创作简历：二十六集电视系列片《大社会·新生活》总编导；三十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新中国外交》总编导；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跨过鸭绿江》总编导；十五集电视理论文献片《潮涌东方》总编导；七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海峡风云》总编导；二十集电视纪录片《西部的发现》总编导；十集电视纪录片《新西行漫记》总编导；央视春节大型电视专题晚会《大话西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春燕杯奖，广电部彩虹奖等。本书以中国现代化运动为经，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纬，经纬交织，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对改造国民性问题、对农民问题、对生态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国家统一问题……等等有关人类命运民族命运和历史命运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

“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的正式公布，把我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夏商周三代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年代学标尺。本书以《夏商周年表》为科学依据，对原有“中国历史纪年表”做了重要补充和认真比对。本书是在《夏商周年表》公布之后和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21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对中国来说，早期汉学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学术的梳理与发展上，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甚至于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前者来说，晚清以降的思想裂变——直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化的探寻必须上溯到明清之际，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传教十的中文著作和徐光启等人的思想，有些学者将之称为中同近代文化的"第—页"和"胚胎"是极为精辟的。一旦视野扩展到明清之际，就会对中同传统文化的转型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考。对后者来说，基督教门明清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部分.1583—1840年这200多年间，无论是传教士的中文著作，还是反基督教的著作，部足留给当代小同基督教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无视这一批文化遗产，不从这—历史时期吸取智慧来阐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