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通史纲要》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内蒙古大学"211"工程重点项目《内蒙古通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反映"通史"的基本框架、基本历史线索，是一部简明内蒙古通史。 内蒙古地区史的研究，无论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是对充实完善中国史的内容，都是极其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内蒙古地区的通史著作问世。在已经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对内蒙古地区的历史记述甚少，空白很多，即使述及之处疏漏偏颇不乏存在。从事中国史研究者无暇倾注更多的精力研究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民族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蒙古史和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无形中或者说无意中忽略了内蒙古地区历史的系统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固然是内蒙古地区历史的主要内容，但是它不等于内蒙古地区史。古代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所涵盖的地域空间远比内蒙古地区广阔，而内蒙古地区通史所涉及的内容则比之更广泛、更细致；内蒙古民族史与地区史之间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地区史要回答更多、更具体、更复杂的问题。

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已经灭绝，我们只能从零星的遗迹去遥想当年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却仍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地保持着她的生命力。 本书详细记述了上迄上古传说时代，下至清朝覆亡近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兴衰。本书体例上使用编年体，以朝代为纲、纪年为目，将五千年中华历史的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便于读者按年代、事件检索，方便查阅。书中文字简洁、流畅，用生动的故事以古鉴今，为读者提供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书中还配有大量的相关图片，以求读者能够更全面的掌握相关资料，同时，丰富的图片也能增加读者阅读的兴趣，让读者在信手翻来中，体味文字带来的愉悦。

早在汉字产生以前，中国就有了龙的形象。此后，许多中国典籍都以纪实手法对龙作过绘色绘声的描述：“头似驼，角似鹿，眼似龟，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龙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只知道中国人以“龙”为图腾，而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有人说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几千年来，大多数帝王或正在觊觎帝王宝座者，都力图证明他们与龙的血缘联系，有的皇帝还说他们是龙的儿子而自命不凡、胡作非为。他们把龙看成是无所不能的神灵，是神仙的坐骑，是腾飞的象征，是福泽皇家的瑞兽。但最为讲究实际的中国老百姓所看重的，是龙所具有的兴云布雨的本事。因为，只有这种灵赋，才使得龙与处在农耕文化氛围中的中华子民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人们对龙崇拜的主要目的，在于对风调雨顺、万物有成的祈求；在于对水涝旱灾的恐惧和力图摆脱的情结。老百姓坚信，要想从龙那儿获得不降灾祸的承诺，除了有比龙法力更高的神灵之外，最为可靠的途径，就是给予龙更多的祈祷拜求。不然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建那么多的祭祀龙的场所和举办那么多的祭祀龙的活动呢！当然，老百姓认为龙有变幻形象的神通，他们希图将龙人格化，使龙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彼此友善，保佑他们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龙就成了与凤、麒麟和龟并列的“四灵”之一，龙的职责可不轻哩！都说中华民族是龙的民族。那么，龙到底是什么呢？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在他的《中国龙的新发现一一中华神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说，在龙的问题上，最流行的是搬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原始图腾说，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王东认为，中国的“龙”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是文化的创造，也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反映民族文化精神的吉祥符号和美好象征。龙是我们民族传统和精神的体现，一般认为最早源于古人的图腾崇拜。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有了“龙”为神灵和祥瑞吉祥的概念，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经艺术加工的龙形象。如红山文化玉龙、大汶口文化的龙纹乃至濮阳的卵石龙等。一些考古工作者在对历史文物进行发掘整理后发现，中国的龙文化很可能起源于甘肃。甘肃考古学者在甘肃武山出土的一个距今六千多年的远古彩陶瓶上，发现绘有一个人面两足龙身的饰图，这表明，中国对龙的崇拜要早于这个时期，而且早在六千多年前就已将这一崇拜运用于文化表现形式。我国许多龙文化的史料记载，也都同甘肃有关。在山东嘉祥武氏寺中出土的距今二千多年的汉代石刻、四川新津宝子山汉墓中出土的刻画、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大型锦画都有伏羲龙身的图案，由此可以推断，为古二皇之首的伏羲是中国创建龙文化的第一人。而许多古文献中都记载，伏羲氏是古成纪人，古代成纪正是今甘肃天水。上个世纪80年代，在甘肃发掘出土的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大地湾遗址，进一步证明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时至今日，甘肃民间仍然保留崇拜龙蛇的习俗。据一些考古工作者介绍，目前还没有对龙文化产生的根源作研究，也不知是否有这样的龙，但是有一点可初步断定，龙文化的发源地可能就在甘肃。可是，也有人说龙文化始于山西，1978年，在襄汾县东北以陶寺村为中心，涉及东坡沟、中梁、李庄等村庄的一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主持的考古发掘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经过调查试掘，最后将重点锁定在陶寺村南一带。到1983年，发掘面积已达6000平方米，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果。之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连年不断，延续至今，并且不断有新的惊人的发现。理由是奠定龙文化的尧时代的真实存在。尧都平阳，舜继尧就天子位的地方，古即称“中国”。古时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地方都在晋南，晋南是当时“中国”之中无疑。现在“中国”，如前所述，是一个集56个民族于一体的大家庭，与古代中国一词有不同含义，故也可说古代“中国”一词是狭义的中国，而今之中国，则是意义明朗的广义的中国。尽管龙是多种动物部件拼装起来的吉祥灵物，但它毕竟有一个完整美丽的形象。这个形象，渊源久远，影响极大。我们的民族信仰崇拜的这个“神物”，并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传人。那么这个龙祖最初的形象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出之有地，言之有据，对于解决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产生发展及其与龙文化的关系，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尧文化、龙文化、龙的传人、崇山精神，在山西尤其在晋南大地上结成了一条金纽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龙文化先祖的文化圈。在这块宝地上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把崇山这座埋葬帝尧父子的神山，叫“卧龙山”，并把它作为心灵的神圣靠山去顶礼膜拜，瞻仰祭祀，甚至死了以后，埋葬的方向也要“头枕塔儿山，脚登汾河湾”。龙文化是华夏5000年文明史的脊梁，是丰富发展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精神动力。不论它在中华大地的哪一处，在原始社会，远古先民常以自己的敬畏、感激、惧怕的物象作为本部族的标志，崇拜它，敬重它，祈求它的保护，这就是图腾。随着民族的不断融合，多种图腾也集合成为了“龙”，它象征着神秘、恐怖和威力。P1-3

在对《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学术关系进行简要梳理之后，我觉得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司马迁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思想指导之下，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第一次对诸子百家文化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清理和整合，根据自己的标准将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吸纳到《史记》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为西汉后期刘向、刘歆以及东汉班固整理学术典籍在思想方法上开辟了道路，这是司马迁为中国文化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大贡献；二是司马迁整合百家杂语，并不是要继续发扬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精神，而是要为战国时代的自由学术争鸣画上一个句号，使文化学术重新回归到上古时代道一风同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学术自由时代的悲壮终结。这两点，前一点容易被人认同，而后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

中华万有文库由季羡林总主编。十分册书名如下：悠悠太古·远古日月交辉·春秋战国华夏洪基·秦汉干戈扰基·三国治乱分合·两晋南北朝盛世豪雄·唐纵横南北·五代宋辽大漠风云·元走向衰荣·明天朝日暮·清

这里讲的话题，既有关古代，也有关现代。我们谈论古代中国，就是为了理解现代中国，换句话说，就是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现代中国，是怎样从历史上的那个古代中国转化而来的。我们需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了，哪些地方又还在和古代中国藕断丝连？到底哪些方面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所笼罩，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到底哪些古代的影子还在支持着现代人的心灵，哪些古代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摧毁了？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不想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泾渭分明地划开，也不想特别偏重“精英文化”或者“一般文化”，作者只是想让阅读者了解并且感受“古代中国文化世界”。所以，这里的内容，有古代中国观察世界的方式，它影响了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立场和态度，也有古代的婚礼丧仪，因为它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家族制度，甚至了解到儒家和政治，作者想这是古代与现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方面，它构造着中国人对内部世界的秩序感。佛教可能是西洋文明来到中国之前，对中国冲击最大的外来文化，需要追问的是，到底它如何影响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生活世界？而道教呢，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至今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和幸福观念，好像还在古代道教的延长线上。尽管前面儒、释、道都有了，但是，为了让阅读者了解一个更真实更普遍的古代中国，作者也在书中勉力去谈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专门讲了一下流行于中国的风水，因为，在风水背后是影响整个汉族中国人思维的阴阳五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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