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见到“历史”这个名词，是小学三四年级时看一种《中国历史故事》，比上历史课时间还早。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书是谁写的，只是觉得很有趣，以至过了那么多年后还能记得其中的大致内容。读初中时，历史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之一。虽然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会成为我以后的职业。―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作者简介：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历史人口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2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国移民史》（主编，1、2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请读片断：家谱（族谱）则记载了更大的血缘群体，一般会包括很多世代内的全部男性家族成员和部分女性成员，尽管多数人的信息相当简单，但数量之多，只有明朝的黄册一类户籍登记才能与之相比。虽然造经战乱，特别是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家谱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存世数量仍相当庞大。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手中的中国家谱，估计至少在4万种以上。近十多年来，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除正史、方志、考古资料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在区域史、专门史的研究中，如果正史缺载，方志又过于粗疏，家谱往往能填补空白。如有些人物、事件、制度、诗文作品，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县来说，都还不足记录，但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却已值得大书特书了，这类资料往往只能在家谱中寻找。历代正史和方志中虽然有大量户口统计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包括全部人口，即便是其中的“丁”，也不是全体成年男子数。从理论上说，“丁”是指符合法定服役年龄、身体正常、不享受优免特权的男子。但实际上，中国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户口资料中的“丁”已不是上述理论意义，而只是一种纳税单位，与实际人口数字毫无关系。尤其是在明清官方统计数据中，很多地方志中“丁”数会出现半个，甚至小数点后15位的数字，这样的数字自然无法用于人口学研究。很多国内的学者尽管承认“丁”不是全体成年男子数，却往往将“丁”视作可以依据一定比例折算的人口单位，据此来推算人口总数，实际上是步入了歧途。因为明清时期官方统计资料中的“丁”和“口”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何炳棣（Ping－tiHo）教授早在1959年出版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一书中对此就已作了严密论证。西方国家对历史人口的研究，主要依靠一些教区的受洗、墓葬登记等，日本使用收藏于寺庙中的“宗门改帐”（当地居民每年必须到寺庙登记家庭的全部人口，表明没有改信政府明令禁止的酉洋“邪教”），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资料基本上能包括统计区的全部人口。而在中国，除了家谱以外，至今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史料。一般来说，一部家谱应该记载该家族全体成员的姓名、生年月日、婚姻状况（婚龄、配偶）、子女（其中女性情况一般只登记到出嫁时）等，据此就可以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需的基本数据。因为修谱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显示本族的兴旺发达、源远流长，以此告慰祖宗，昭示后代，所以对本族人口绝不会故意遗漏，也不可能随便虚报。而官方的户口资料，各地出于逃避赋役等等原因，隐匿、漏报、少报等情况比比皆是，家谱中的人口数据与之相比，无疑就完整真实得多。但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的情况。除了人口统计资料外，家谱中还有古代社会各方面的记录，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如经济方面，家谱中有该家族的田产数量、分布、收益，有时还有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他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谱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必须看到，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甚至移花接木、假冒附会。比如现在报刊常会有这样的消息，在某部家谱中发现某位名人的序跋，不见于此人的文集，属于重大发现云云，其实，相当大一部分家谱的名人序跋，都是假托伪造的，有的则完全是从其他家谱中抄来的，只是将主语改变了一下而已。家谱中对先人的爵秩功绩往往夸大其词，将虚衔写成实职，把捐纳当作功名。而且，无论忠奸贤愚、士农工商，一入谱传，无不尊师重教，文风蔚然，诗礼传家。连一些史有明文的靠刮地皮致富的贪官，记入家谱的往往也是诗酒风流、乐善好施的嘉言懿行。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热衷于所谓“儒商”研究，他们往往是根据家谱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颇值得怀疑。试想，要是贾政和高老太爷修家谱，能把《红楼梦》和《家？春？秋》中的内容写进去吗？如果根据贾政和高老太爷所修家谱中的资料研究荣国府和高公馆的历史，得到的能是历史的真相吗？家谱中还有一些追溯先祖的内容，无不是将某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一宗一族的始祖，甚至远溯到三皇五帝，但只要仔细考察所记的世系，就可知道这些都是极其荒唐而绝不可信的。宋以后竟有人冒称是林和靖的后人，当时便被传为笑柄。众所周知，林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一生不娶，“梅妻鹤子”，哪里来的子孙？没有一种秦氏的家谱自称是南宋秦桧之后，但《宋史？秦桧传》明载秦桧有子秦？纾？侄子秦？l、秦？~，秦？缬钟凶忧刿鳌⑶乜埃？莫非其后裔全死绝了不成？只不过是秦桧在历史上名声太臭，其子孙耻于明言而已。当年上海大亨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发迹前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便请名士杨度为自己修家谱。开始杨度选择了唐朝宰相杜如晦为其先祖，杜月笙认为名字晦气，于是杨度又换成杜甫，杜月笙也便成了杜甫的后裔了。旧时修谱者有一本必备的书叫《尚友录》（通用的有明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编），该书以韵为纲，以姓为目，记载各姓的来历、郡望以及自上古至宋代出过的名人及其籍贯和主要事迹，修谱时随便挑选一个做祖先，然后设法将本家族与他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家谱这方面内容的编纂是何等随意！这本来应该是常识，可现在的一些新闻媒体，以及极个别的研究人员，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别有用心，热衷于公布此类所谓“重大发现”，如报载某地一老人是三国时孙权的第几十几代孙，惟一的证据只是一本民国时编纂的《东吴孙大帝谱碟》，家谱中的先祖世系本来就不可信，更何况是这么晚近的材料！还有一些特殊的家族群体并不是以真正的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模仿真正的血亲关系而制造出来的拟制血亲关系。在唐五代时期，这种拟制血亲关系相当普遍，成为一时的风尚。

纹章在12世纪诞生于战场上，主要是为了识别因披挂甲胃而无法辩的骑士。认为纹章是贵族专利的普遍观点就源自于此。然而，从13世纪起，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遵守纹章术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和使用纹章。至今，纹章已经融入识别标志，它无所不在。

本书参照《诸子集成》的时间范围，选取自先秦至魏亚南北朝这段时间中有人表性的诸子人们及著作中的名篇。选取的主要标准是经典性、思想性、文学性、文字过于艰深的篇章只能舍弃。诸子是各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大都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政治主张，并在论战中发展自己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雄辩，语势雄健，文字优美，还有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寓意深刻，能够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和启发。诸子的著作构成了中国文化源头的多元性，使中国传统思想变得丰富，呈现出多样性，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新方向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书是作者研究黄慎近20年的学术成果。作者钩沉辑佚，匡伪纠谬，考订详审。本书内容丰富，包括《黄慎年谱》、《黄慎评传》、《考辨论文》、《黄慎绘画过眼录》、《黄慎集外诗文》、《今昔诸家论黄慎》、《后记》、《参考书目》等。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黄慎的力作。附有精美彩色插图数十幅，图文并茂。其中不少是深锁闺中人未尤物。可供高等院校艺术、文史专业师生参考，广大美术工作者及美术爱好者阅读欣赏，图书馆、文博单位收藏。

本书为临朐进士传略，共收录元、明、清时期临朐进士39名。 收录的进士籍贯（包括祖籍）除现属临朐县者外，今已划入外县市，而当时属临朐县者亦入选（考以明清进士碑、历代《临朐县志》、有关史籍及族谱等）。本书传主之生平简历和事迹成就主要依据有关历史记载和经考证的口碑资料，少数传主之轶事难考者，冠以传说二字。对传主的记述，力求客观，但旧志、谱牒之记载褒多贬少，故所据资料，间或有溢美之词。

本书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的层面，分析了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段、阶层以及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即灾荒观；涉及到制度的层面，具体论述了晚清政权的防灾、救灾机制；双向讨论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又展开叙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清晰，是否深刻，是否有说服力，应该由读者来作出判断和评论。

叛徒！有史以来，再也没有共他的字眼，像叛徒那样，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背叛自己的人民，从来都是最可耻的罪行，是违背人性的一种卑劣的行径。对那些屈膝变节的家伙，罪行一经确认，法官、狱卒和刽子手，会留着严刑峻法对付他们。 翻开《间谍和叛徒》，你可以步入一个阴险狡诈、坑蒙拐骗的阴暗天地，看见那些人的结局。对了 你这样做之前，别忘了环顾一下四周哟——天晓得有没有人正在窥伺你呢？

《哥德尔》讲述有一个人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让数学界感受了大喜与大悲的经历，他就是哥德尔。1929年秋，哥德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证明了一阶逻辑的完全性，这对于当时试图以“公理化”方法构建数学基础的形式主义学派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希尔伯特，形式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确信他的元数学和证明论将会成功地确立全部数学的相容性和完全性。哥德尔的逻辑完全性定理似乎表明曙光就在前头。1930年夏天，柯尼斯堡，康德的诞生地，也是希尔伯特的故乡，在接受“荣誉市民”受礼仪式的演说中，希尔伯特坚定地说出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但就在第二年，哥德尔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篇题为《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1931年）的论文包含了两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其中对数学界尤具毁灭性的断言是：任何数学系统，只要其能包含整数的算术，其相容性就不可能通过几个基础学派（逻辑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集合论公理化学派）采用的逻辑原理建立。希尔伯特的幻想破灭了，数学的“灾难”降临了！有人悲叹地说：“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数学无疑是相容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种相容性。”（外尔）哥德尔的影响是深远的，最新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2002年夏天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霍金的报告就是《哥德尔与Ｍ理论》。在当今国际物理研究领域，很多科学家提出有可能存在一个能描述一切物理现象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称为超弦理论。霍金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正是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可是，哥德尔却一直是一位被神秘所笼罩的传奇人物。他的生活特异独行，超然遁世，他的思想沉奥深邃，意蕴广远。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是读了侯世达（Hofstadter，D.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是该书节译本）了解哥德尔的。其实，这部奇书在哥德尔的头上增添了更神秘的光环。感谢王浩先生，他的《哥德尔》（Reflections on Kurt G？del ，1987，1991，康宏魁译，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一书使我们终于可以走近哥德尔，去感受那平凡躯体下伟大而真诚的心灵。哥德尔的与众不同表现在他的思想、他的关注、他的生活格调、他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王浩先生正是从献身基本理论的角度展开哥德尔的生平的。值得注意的是王浩先生首先将焦点聚集在与哥德尔生平和事业密切相关的三样重要的史料（哥德尔哥哥答复王浩的回信、格兰琼专为哥德尔设计的生平调查表、哥德尔获得洛克菲勒大学荣誉学位时王浩的引荐辞）。正是在许多珍贵史料基础上，王浩为我们仔细勾画了哥德尔毕生事业的全貌。似乎是历史的巧合，当哥德尔几经周折从维也纳抵达普林斯顿后，与爱因斯坦成了结交10年以上的好友。王浩先生巧妙地“假道爱因斯坦”，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两位智者的友谊以及他们在物理、逻辑、哲学、政治、艺术甚至宗教上思想与见解。这样就为读者通达哥德尔的精神思想打开了一条便道。哥德尔的科学工作令人赞叹，这也是王浩先生着力描写的重点。可是，照哥德尔自己说，他一生用于哲学的时间和精力比用于科学的还要多。在哲学中，哥德尔所推崇的5种好品格“善取舍、求准确、弃偏见、慎试验、有胆魄” 确实令人动心。哥德尔的博大视野与敏锐眼光还在他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评述中显示出来。书中披露哥德尔在1962年就指出“人类并不会因为登上月球就有所改进。这必定跟‘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老冲突有关。……如果史学、法权与国家学说、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等的进展像物理学那么大，原子战争的危险就不会有了。”读书至此怎能不掩卷感慨！诚可谓“哥德尔的事迹发人深省，其意境超乎学院天地，实在得有一种能顾盼几个世纪的历史眼光才行。”

此书上起史前的传说时代，下迄辛亥革命，长达五千年之久。在内容上既有与历代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又有文化上和科技上的创新和发明，并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突出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表达上则文、图并重，在适应青少年的特殊要求。其实，对于中等文化程度的成年人来说，这部图典依然有着她的可读性和教育作用。半个世纪之前，我国著名的文学兼文物专家郑振铎先生耗费大量精力，编成了一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广泛地收集了各种文物图片资料，汇集为二十四辑，对学术界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对图片中大量的传世文物，许多不能提供翔实的出土地点，所以在断代和文学说明上存在着不少的缺憾。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考古和文物研究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过本书编者的精心搜求，这部图典中文物图版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就显然大幅度地超越了前者，并且给予读者一个准确无误的印象。总之，本书是一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新的表达形式的好书，值得青少年及其家长一读。

珍珠港，这个昔日太平洋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早已名扬四海。人们想到它的不仅仅是它的地理概念，而是与珍珠港事件一起，深深地留在了美日关系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之中，留在了美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永久的记忆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埋下了珍珠港悲剧的种子？人类从这一事件中可以得到哪些刻骨铭心的教训和启示？美日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半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的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本书作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丰富可靠的史料，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描述和穿越时空隧道的敏锐目光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颇具可读性、思辨性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