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纽约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与特写专辑，被新闻界评论为“第一本由记者撰写的美国华人社会真实状况的调查报告专辑，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冲突下的美国华裔新移民生活状况”。这是第一部由记者撰写的有关美国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专辑。作者在美国华文媒体工作近十年，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选了亲历亲闻的最典型事件进行深入挖掘，直面社会矛盾，以独家视野、生动简捷有力的笔触描述了一些曾经轰动中外的重大案件与事件，从一些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旅美华人在美国的特殊地位，与美国社会习俗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真实地反映了旅美华人在美国的命运，也反映了旅美华人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密切联系。

作者以《圣经》为蓝图，采用场景法、史诗小说形式及文艺的笔触，在数千年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文化、地理、历史和考古知识的衬托下，将色列的信仰历史铺陈出来，有助读者深入研经，并透彻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及地理背景，是一部饶富创意的史实小说。

1982年，我考取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进行学位论文的选题。当时杭州的外文资料还不多，只得赴北京查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我第一次读到了一本题为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的小书，并为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我最终选取了古希腊迈锡尼时代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无论是我们的国家、学术界，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那本小书主人公的形象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一个名叫Michael Ventris 的英国人，14岁上中学时因为在伦敦听了一场关于克里特文明及线形文字的考古学讲座而产生于强烈的兴趣；后来他选择了建筑师为自己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成了英国皇家空军中的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他又去做建筑师，并有不俗表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中学时候的志趣，在业余时间里不断研究线形文字，最终于1952年成功地释读了这种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的古代死文字。　Mihael Ventris为什么要把有限的生命花费在这种不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业余研究上呢？他为什么没有把宝贵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获取物质报酬的活动中去呢？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根据高度物化了的学术标准，他的行为简直有点愚蠢。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像Michael Ventris那样的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谢里曼，商博良，罗林森，罗振玉，王国维，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人类除了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导致人类进行这类精神追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天生的求知欲。人类的求知欲，既体现在对自然现象的探求上，又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探求上，还体现在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正是有了求知欲，所以，人类才不同于其他生物；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才有不断积累的知识；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的生活才显得崇高、有意义；正是有了求知欲，才有了科学与教育。在人类的求知欲面前，所有学科一律平等。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一开头就明确地写道：“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而选择的科学比那为后果的科学，更加智慧。……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好奇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是人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科学。”（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苗力田编：《亚里斯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为知识而求知，让科学像一个自由人一样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像奴隶一样为他人而活，让科学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亚里斯多德所追求的理想，这也是人类知识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但是，在古代中国，这样的思想却难以见到。稍晚于亚里斯多德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曾这样写道：“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奸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谓之上愚，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知识分为有用的与无用的两大类，其中无用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只有那些有用的，才值得人们花费精力去研究。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与苟子对于知识的思想会如此不同？是不是因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实太多、所经历的苦难太多，根本不允许学者们有闲情逸致去探究那些以满足人的智力爱好为惟一目的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形上”之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孟子曾提出一个关于“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千百年来，这一人格标准一直为中国人所崇尚。但是，在古代中国，没有人把这个标准移加到知识上，没有人倡导人类知识的独立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漫长的岁月中，知识或屈从于权力，或屈从于财富，或屈从于暴力，而没有获得“自由人”的自主身份，就像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一样。就像中华民族曾经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一样，人文知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多灾多难的。在封建社会中，人文知识由于受到了封建帝王及封建体制的特殊恩宠而无法得到自由的发展，结果是发育不全，成了一个畸形的怪胎。历史还告诉我们，人文知识曾经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备受摧残。同样，如果用科学的名义扼杀科学的灵魂、用“器”的标准强暴“理”的原则，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将不是某个学科，而是整个民族。　荀子提出，要抛弃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只研究那些有用的知识，因为，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识，“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的议论振振有词，实际上，古代中国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说”确实是进行排斥的。但结果呢？与荀子所设想的正好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小人”或“伪君子”要大大多于正直的君子；各行各业的工匠们虽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近代科学并不是在中国诞生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压制了科学技术，但是，统治者们却没有因此而得以长治久安，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多灾多难。相反，在倡导研究那些无用之“知说”的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高等教育体系，并且依仗着发达的科技最终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今天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整个社会都去研究历史学。因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世俗化，还有一个特征则是高度的分工。这样，人类探究知识的活动，就逐渐集中到大学中去进行，或者说，大学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探究知识以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在这些探究知识的活动中，自然包括了历史学。如果大学都不能容忍历史学的存在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历史学还会有立足之地吗？近年来，不少人讨论过什么是大学。有人说，大学应有宏大的校园；有人说，大学应有一流的大师；有人说，大学要有大爱，等等。其实，近代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对人类求知欲及知识的尊重为特征。大学以宽阔的胸怀，包容着人类各种各样的求知欲，在这里，人类的精神可以自由地探究一切感兴趣的问题，不管它是有用的，没用的，可以带来具体利益的，还是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　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中华民族的梦想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早日腾飞。就在我们奋起直追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感到了与国外的主要差距，那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经过了二十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科技创新。当我们在科技领域努力进行创新的时候，不要忘记，知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在努力发展某些学科的同时，排斥甚至剥夺某些没有效益的学科的生存权，那么，这样的知识体系是有缺陷的、畸形的，在这种知识体系上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是无法获得有效支撑的，也是不可能结出所希求的硕果的；我们更不要忘记，任何创新的最终原动力是人的求知欲，如果不尊重求知欲而只盯着科学技术所能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创新活动是缺乏持久生命力的。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曾引用过一的句话：“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旦没有，科学也就衰落下去了。”（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6页。）进入21世纪，我们开始以新的姿态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并。向亮地提出了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是一个宏大的志向，也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当我们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国外的著名大学中，不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还有像埃及学、亚述学这类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现实利益的学科。如果不建立相应的学科，如何跟国外的一流大学进行交流对话？一个没有一流大学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国家的；一个没有一流学科的大学，也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的。　在大学中，必须有历史学的一席之地。同样，对于历史学来说，要想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也必须放眼世界，把握国际学术的发展动态，不断用新的研究成果丰富我们的知识。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历史学殿堂中，所见到的常常是陈腐了的知识。例如，正如本书中开头几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早几十年前，国内外的古人类学研究就已明确地告诉我们，1400万年前的所谓“腊玛古猿”并不是人类的祖先，甚至“腊玛古猿”这个名称也被取消掉了。可是直到今天，在众多大学教材中，依然在大谈什么“人类的祖先腊玛古猿”。像这样一种对国内外科学进展一无所知的历史学，怎么能够在大学中站得住脚呢？中国的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本书中的《迈锡尼时代及其社会制度》等文章，写于十多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看到批评文章。这不是一件好事，而是憾事，说明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进展。要是有一天，有人能够用新的材料对本书中的文章逐一进行认真的更正，指出其中的错误，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了学术的进步。真诚地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我曾说过，要振兴、发展人文学科，首先要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做起：让人文学者高尚起来，让人文学科纯洁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俞庆森教授等人，他们虽然是科技专家，但对人文学科却极其关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在他们的身上，获得了温暖与鼓励，并看到了人文学科的希望。　让人类的求知欲在现代大学中自由翱翔。

《贞观政要》唐吴兢撰，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议诤、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国军政思想。宋、元、明、清各朝对《贞观政要》十分重视，历代帝王都从中借鉴，以期长治久安。元代戈直又采录唐宋二十二家大臣史家，如柳芳、欧阳修、司马光、吕祖谦等议论，虽未收录然可知后人之重视 。现将全书译注，通俗易懂，作为借鉴。《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异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先秦是中国历史上大变乱、大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辉煌无比的时代。本书的十五位传主全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巨人，处于剧烈动荡和变革中的进代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大舞台，他们也奉献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演出。

本书以民间记忆为主线，通过众多普通民众的讲述，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桂林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馨竹难书的罪行，勾画了桂林人民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英雄画卷。书中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对研究桂林抗战史、抗战文化有重要价值。

《经史百家简编》是曾国藩从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优秀文化遗产中，精选出的48篇名家范文，按体裁分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和杂记11类；内容涉及上古至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和文学等方面。本书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曾文正公文集·经史百家简编》刻本为底本，由梅季先生加以点校注译。书中各篇都有题解分析，按段做了简明的注释，并逐篇翻译成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本书既是学古文用古文的优秀范本，也可以作为了解、研究曾国藩的一个参考。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写起，直至斡歌歹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五百多年盛衰成败的历史。书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的狩猎生活，以及与它相关的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也有从氏族发展成部落，又从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从而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的讲述；还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更有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以他为代表的风云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这便是该书之所以成为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原因。

她用双色性格，抒写了中国历史，她用48载华年，写下了说不清的故事，她拼尽全身气力，把大清帝国捡到了奈何桥上，又在桥头发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后一声叹息。当我们拂去覆盖在岁月之上的厚厚尘埃时，一个真实的历史将再现在我们面前。在清一代，在慈禧太后这个人物的身上聚集了太多的焦点和故事，一个女人以其妖魅和智慧登上了权力顶峰，并在权欲与理性的挣扎中控制一个帝国达四十八年之久，她的爱，她的恨，她的欲望，她的无奈、她的手段，她的一切都给中国近代的历史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让我们睁大眼睛去端详历史镜头之中的慈禧，去探究清代后叶那段惨痛历史中的人和事吧。 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位讲究生活品位、喜欢过富于情调的精致生活的女人。是什么使慈禧在强权与柔媚之间选择了强权？是什么使慈禧在亲情与冷漠之间选择了冷漠？这是我们每一个想要了解慈禧的人在心中久久盘桓的疑问。慈禧的身上交织着近代中国革新与守旧、娇媚与强权、本能与理性、智慧与阴谋、刚强与懦弱、强盛与衰亡等等多重的矛盾，她是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她是一个亟待剖析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她更是大清王朝从咸丰之后逐渐走向衰败、走向覆灭的始作俑者。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皇后中，慈禧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国家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她是权欲与阴谋的象征，也是专断与毒辣的化身，还是奢侈与腐化的典型……

在民国历史上共产生过八位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蒋介石、李宗仁。八大总统活动于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其宦海生涯惊心动魄，人生经历起起伏伏。八大总统的晚年生活和人生结局多种多样，七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终生，或与人民为敌一生，七是晚景十分凄凉，读来令人心生感叹，叹人生之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