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皇帝的后妃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清代后妃》即向读者展示了清代历朝皇后、妃嫔在宫中随王伴驾的生活，描写了努尔哈赤和阿巴亥的老夫少妇恋，皇太极与宸妇的生死恋，顺治帝与董鄂妃的心心相印，康熙帝与三位皇后的缠绵悲歌，乾隆帝与皇后乌拉纳喇氏的相敬如宾，光绪帝与珍妃的爱情绝唱……力求将民间流传的有关清宫的是是非非客观地向读者讲述，以求帮助读者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达到解疑释惑的作用。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代表作《通典》一书体制宏大、思想深刻，总结过去，反映现实，开辟历史编纂学新途径，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行政理论，政治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杜佑评传》紧扣唐中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时代背景，细致考察、介绍了杜佑一生的经历，他的近六十年的从政生涯和著述生活，在此基础上，对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成就及其贡献，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阐述。全书有新视角、资料丰富，考证深入，分析透彻，读起来引人入胜，反映了杜佑研究的新水平。

本书包括《串雅内编》四卷、《串雅外编》四卷、《串雅补》五卷，合称《串雅全书》。该书是一部整理走方医经验的著作，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验方、单方等，突出了廉、验、便三大特点。本书对于研究民间医药知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写书不易，写史书更不易。孔子居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之首，关注的人多，研究的人多，研究成果自然也就多。要写孔子，写孔子家族，必须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当然更少不了厚重的历史积淀。《天下第一家——孔子家族的历史变迁》一书的作者李鹏程、王厚香，另辟蹊径，从家族学着眼，论述了曲阜孔子家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渊源，丰富了孔子研究的领域，体现了学术创新的宗旨。两位年轻作者皆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鹏程二十年前就读于此，王厚香则随我读研三载，都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耕耘并已多有收获。今送来新作，嘱我作序，不仅仅是为师生情谊，更为他们作品所具有的吸引力，欣然应允。粗览以后，认为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大的跨度，全的过程。作者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跨度上，以全新的视角展现出曲阜孔子家族历史变迁的全过程。第二，史料详实，运用准确。史学著作离不开准确而详实的史料，这是史学著作区别干文学著作的地方，也是史学著作的生命。该书史料详实，运用准确，显示了作品本身的科学性和逻辑力量，增加了其史学价值。第三，文字简洁，学术性强。一部史学著作的深度取决干史料和史家的思想，也取决于浯言文字的表述。惟有如此，才能传之久远，因为史学著作也是作品，是给人看的，优雅的文字表述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该书读起来不枯燥、不沉闷，文笔简洁流畅，具有史学研究的审美价值，将学术性和艺术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了。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和对社会现实公正的批判精神。他的进步思想在《史记》中从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封建暴政的反抗；热情赞扬和肯定了一系列下层人物；描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墙裉煺谴诱庑┓饨ㄕ澄娜说闹冈鹬校吹搅怂韭砬ń剿枷氲闹匾矫妗？《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本书，由于篇幅限制，只能精心摘选其中的重要篇目。其中有些篇间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得不佐以其他历史典籍和学术著作，尽量突破其纪传体史书格式所带来的局限，在增强故事性的同时，力争使故事内容更为丰富。对于其本身故事性比较强的部分，则基本按原貌？右哉唷Ｔ谄碌娜∩嵘希臼樽鹬亓恕妒芳恰防房缍龋尤饰宓垡恢钡胶何涞郏加醒∑庋梢曰拘纬梢桓鼋衔岬睦妨鳎苟琳吣芄淮致蕴寤岬健妒芳恰芳浞岣坏睦肺幕诤？

本书为清代中外地理著作汇钞，共收书1534种，内容包括总论、各省形势、边疆史地、旅游纪程、山水游记、各地风土人情、少数民族风俗，以及当时世界其它各国的山川地理形势。

一般来说，扬州文化更富于闲适安逸的情调而疏于奇谲苍莽的气象，更长于精雕细刻的耐性而失之于纵横捭阖的魄力。现在盘点扬州的这此旧账，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增添茶饭后的谈资。回顾昨天，说到底还是为了明天。韦明铧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扬州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本书即为其诠释扬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力作，收录了自八十年代至今的若干对扬州文化的深刻反思的篇章。本书不仅对人们所熟知的扬州园林、扬州八怪、扬州工艺等有精辟的论述，而且对扬州古城的几度兴废、扬州历史文化的丰富积淀、扬州古代妇女生活甚至扬州人因历史原因而产生的陋习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本书介绍了清朝时期沈阳地区的历史人物。

面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周围，不过它主要出现在节日中，给人带来欢迎、喜庆和喧闹的气氛。我们就是在这种节日的气氛中才被面具所吸引，从而关注它的过去，关注它发展的过程。在阅读大量的古籍后，我们才知道了并理解了“傩”这个冷僻的汉字及其内涵；在实地考察了一些省份的傩戏和傩面具后，我们才知道中华大地上依然保存了丰富的面具和面具文化，它们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和国内外众多的面具收藏家接触后，我们也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的痴心人为面具艺术倾倒一生。文化的交流是世界性的，面具文化也不例外。但文化的交流更当然的是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前提的，失去本民族的文化，拿什么来交流？当其他民族要把端午节作为自己的遗产申请时，国人才发出了惊奇的声音。而我们在用电脑打出“端”字时，下面的连缀只有“端正”和“端详”两词，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电脑这个外来文化产物时，却疏忽了自己本民族的一些传统文化。因此说，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而把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平民化，让更多的一般民众在愉悦的阅读中，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应该是我们写本书的初衷。

本书以纯朴的语言、崇敬的感情，客观而？昃〉丶鞘隽嗣蠖酱畏梦誓箍频闹饕驼庖皇逼谠诠诘墓ぷ鳌⑸钜约八岣坏哪谛氖澜纾右桓龆捞氐氖咏钦瓜至苏舛卫分凶魑泄嗣竦奈按罅煨涞恼媸档拿蠖？全书以毛泽东两访莫斯科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多次会见与交往为主线，展现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抱负、胆略、智慧、情操、胸怀、神采和风范。许多故事情节十分感人且发人深省，并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第一交与读者见面。本书对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党史研究和新中国国史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