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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70年来，上海这座全国*大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挖掘峥嵘历史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告诫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本书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明70个具有特色和重要意义的大事，通过讲述故事，反映历史，透过崇明的变化，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上海70年来的发展变迁。全书以图片讲历史，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本书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展现新中国70年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优秀的老年科研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光荣学术传统的人物通讯集。本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24位老年专家学者的事迹，主要反映他们离退休后仍然不忘初心，退而不休，坚持科研和科普，继续为国家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和科研成就。此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的一束献礼小花。

本书稿为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论文集，共收录论文近19篇。论文涉及文书契约形式、文书辨伪以及基于文书的社会历史研究。本书的出版旨在激励相关学者在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同时，不只是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能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的大历史。

《古史人镜辑录（套装全三卷）》撷取二十六史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史籍中记述的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事迹。上起殷末周初，下至晚清，先后约三千年。所记皆可敬可惜、可亲可恨、可喜可悲、可恶可笑之言和行。读来让人或沉思、或嗤笑、或悲悯、或愤怒，读罢则足以发人深省。编者对原著并非照抄照录，而是以“辞不害意”为原则，对历史事件进行黏合删汰，如此则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史事前因后果靡不毕见。编者对历史人物未加点评论说，而将其蕴含于事实的描述中，相信读者能明辨善恶是非，知何者当赞颂效法，何者当谴责唾弃。编者以耄耋之年，不辞劳苦，孜孜以求，于卷帙浩繁的史书中，探幽钩沉，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历时三载，而成此书。虽寂寞艰辛，却乐在其中。编者以较少的篇幅，较多地绍介中国悠久历史所积淀的丰富遗产，欲以古人正反两面的事迹，为时人提供涵养品德、增进智慧的参考。编者拳拳之心，读者当能明察。

罗文于1949年春随军南下上海，即开始并长期参与上海市的档案管理领导工作，并留下持续多年，较完整的工作日记，本书包含罗文日记、回忆选录（1949-1997），以及罗文文稿选录，文末附回忆与纪念文章。

《福泽谕吉精读》是日本当代思想家子安宣邦对福泽谕吉的名著《文明论概略》（1875）的再解读。《文明论概略》是福泽谕吉从文明论立场出发为日本设计的近代化蓝图，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化走向，后经丸山真男等思想家的阐释，成为介入当代思想生产的经典文本。作者把《文明论概略》放回到日本近代初期的历史语境中，并参照近代日本实际走过的历史轨迹，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其中的思想洞见、偏见和内在矛盾。子安宣邦通过精读福泽谕吉这部为回应19世纪后期亚洲发生的巨大转换而写就的著作，提出了如何重新审视历史，以应对当今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处境等问题。

宋朝，尤其11世纪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时代，是中国历史蕞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合一的时代。当时蕞有名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大学者，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皆是。在群星璀璨的大宋政坛中，司马光便是其中蕞耀眼的之一。他一心为国，志存高远，敢言直谏，堪称纯臣典范；在晚年更是主持编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光耀华夏。《资治通鉴》被称为“皇帝教科书”，这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法则的史学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必读之书。那么一千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读懂《资治通鉴》？著名历史学者姜鹏，倡导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钩沉隐性的史料价值，参悟个中三昧，发现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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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及民国时期处于都柳江下游地区的广西长安镇，由于外省商人的大量进驻，社会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复杂化的趋向，地方精英的构成也相应地显示出多元性特点。通过对地方精英形成、分类及其关系网络的分析，力图呈现出一幅近代长安地方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抽离出隐藏于内、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人员、资金、物资以及文化的流动与融合，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改变。至清末及民国时期，长安地方精英的来源与构成已经展现多元化的趋势：外省商人、乡土商民、在乡绅士、在镇绅士、基层文化精英，甚至在特定时期地方上还有武装领袖的势力存在。各类精英在社会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互有渗透，但却分别掌控着话语权。商业领域由外省商人特别是广东商人主导，乡土商民以及绅士依附于外省商人。乡土商民的优势则在熟人社会中，以家族的支持而迅速崛起，他们*后演变为商绅。绅士之生计，部分也依靠自身与外省商人的关系来维持，而乡绅和镇绅分化的根源是生计方式的差异。然而，即便存在矛盾，但基于阶层性和地方性的特质，乡绅和镇绅在争取和维护地方利益时一致对外。在地方公益和社会秩序的场域中，绅士变成了掌握着主动权的群体；而在民间信仰和仪式方面，基层文化精英则是领导者。绅士与文化精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却不完全重合。虽然各类精英在社会领域上相互渗透，但是各自始终掌握和维护着其既有主动权；同时，商人与绅士的身份也较少重合。这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商业市镇的精英关系网络及地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而区域结构化过程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差异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