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玲、青格力著的《土默特蒙古金氏家族契约文书整理新编（上下）》收录整理归化城于土默特蒙古金氏家族契约文书242件，为图文对照版。文书的起止时间是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至1957年，涉及金氏家族土地类不动产的交易情况。书中按年代顺序加以编排，并根据内容擬定每件文书题名，标明其纸张尺寸，对无过约联单的契约制作附表。此外，书中编制详细索引，希望能为学界研究利用这批资料提供方便。

暂缺简介...

青铜瓿是商代青铜礼器中比较重要的盛酒器之一，*早出现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流行于商代一朝，在商代晚期趋于消亡，传世及发掘所见数量，共有106件，在商代青铜礼器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截至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是以河南郑州、安阳为中心，北到河北、辽宁，西至巴蜀，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江苏，形成一个商文化圈。青铜瓿虽然涉及青铜瓿的研究自北宋就已开始，但是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以往学者往往只侧重于青铜瓿一个方面的探究，而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性的论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考古类型学、统计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及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对青铜瓿的定名与功用、型式分类、分期断代、墓葬器物组合、地域特征、及其与折肩无耳罍、广肩大口尊的关系以及起源与消亡等方面的问题作以探讨。

本书通过对墨西哥圭拉那魁兹洞穴遗址个案研究，检验了公元前8700到前5000墨西哥瓦哈卡河谷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的转变。这项研究成为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自1960年代起， 圭拉那魁兹洞穴的发掘项目就闻名于世。本书1986年于美国出版时，为考古学界翘首以盼，也是著名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在农业探源领域*为厚重的一部代表作。本书首次将系统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之中，并以严谨的演绎方法对农业起源的动因进行检验和阐释。通过将系统论和控制论引入考古材料分析，弗兰纳利的农业探源研究更加精细、更为定量和更具逻辑性，为缺乏严谨手段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以变量分析模型来解释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种方法论。其次，本书的系统论分析使考古学家对因果关系解释的复杂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本书对考古学理论的原创性贡献，至今仍被奉为考古学的经典之作。

暂缺简介...

一、本书档案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大学档案馆馆藏，也对来源于中国第三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共产党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和中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 “国史馆” 以及个人捐赠的史料实物和来源于《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的史料进行了复制。 二、本书的编撰参考了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史话》（曾文彪编著）、 《上海大学志（1994-2004）》和内部资料《上海工业大学志（1960-1994）》、《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志（1958-1994）》、《上海大学志（1983-1994）》、《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志（1959-1994）》、《世纪空间一一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校史（1959-1983）》等。 三、 关于本书几个学校名称的提法：上海大学（1922-1927），另称 “老上海大学” ，简称 “老上大”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1958一1994），另称 “上海科技 大学” ，简称 “科大” ；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1959-1994），另称 “上海科技专科学校” ，简称 “科专” ；上海工业大学（1960-1994），简称 “工大” ；上海大学（1983一1994），另称 “原上海大学” ，简称 “原上大” ；上海大学（1994年 至今），另称“新上海大学” ，简称 “新上大” 。 四、合并组建为新上海大学的四所学校按国家教育委员会1994年4月25日《关于同意上海市四所高校合并建立上海大学的通知》批文（教计［1994] 110 号）顺序排列，即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

本书是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n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n

《洛阳明清碑志·洛宁卷（套装上下册）》分为碑志图录和碑志释文两部分，均按立碑时间（墓志为葬年）先后顺序排列。若朝代、年号相同，依月日顺序排列，无月日的排在同年号*后。无确切年代的排在该朝代的*后，再依题目首字的笔画多少顺序排列，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若首字笔画相同，再依第二字笔画多少排列，依次类推。《洛阳明清碑志·洛宁卷（套装上下册）》尽量使用规范的繁体字，碑别字、俗字、异体字、筒体字均转换为规范的繁体字。碑志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和出土过程中形成的刮痕、石花及漫漶不清等，字迹无法辨识者，释文中均用“口”标出。若连续多字无法辨识的，用“口口口……”表示。立碑时间一般放在碑文的*后。

本书主要从三个层面对西周金文字形书体展开研究。一是借用考古类型学“先分类、后断代”基本原理，参照殷墟甲骨文分类分组的成功经验，对西周金文字形书体演变规律进行探索，试图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提出“金文字体类型学”。二是结合商周金文字形书体自身特点，依据标准器铭的文字形态、书体特征，在字形上，重点选取一批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频率较高，形体结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单字，从字体结构、形体姿势、笔划形态等角度，细致划分型式并进行分期；在书体上，改变以往笼统模糊的行款描述，从字排行间布局、单字轮廓体势、字体偏旁架构、笔道粗细曲直诸方面，梳理器铭的整体风貌及时代变迁。三是依据金文字形书体演变规律，并结合器形、纹饰、铭文内容等，对西周一批所属时代有争议的铜器进行综合判定，也希望对构建西周铜器断代体系有所裨益。

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o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凡涉及人物的石刻，“简介”除介绍石刻外，还应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由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