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涉及之范围，为当今洛阳市所辖的九县（市）六区。洛阳市伊滨区，今辖诸葛、李村、寇店、庞村、佃庄五个乡镇。因此地原属偃师管辖，书中涉及伊滨区的碑石拓片（图版）均由偃师提供，故仍从其旧属。为便于读者核查，书中图版与录文并列。《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录文采用简体横排格式。图版中出现的异体字，尽量改为对应的现代规范字，对个别可能产生歧义的异体字予以适当保留；错别字给予更正，即“（）”内加注正字；对脱字、衍字，原则上不作处理，以保持原貌。对于图版中漫漶、无法辨识字迹者，录文中用“口”标出；无法确定字数者。《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录文中出现的“仝立石”、“撰文”、“书丹”、“铁笔”等字样，均置于右侧。文字较多者，或左侧空两格至右侧，或顶格至右侧；超过一行者，一行左侧空两格至右侧，再顶格起行。《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图版中无首题者，由编者依据内容自行定名。《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以时间顺序编排：同年者，按月份排列；同月者，按旬及日排列；年份模糊不清者，若民国20年，则置于民国29年后；仅有“民国”者，则置于民国38年后。《洛阳民国碑刻·第三卷》依内容多寡分为若干卷，依承载量确定卷别。最后一卷定为补遗卷。

《宋代墓志辑释》文字使用规范的汉字（繁体字）。在释文时，凡墓志中出现的碑别字、俗体字、异体字、讳字则依正字录之。《宋代墓志辑释》编排依志主葬期先后为序，葬期早者在前，晚者在后。无葬期可考者，依卒年为序排列。有年无月者列于该年之末。志石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和出土过程中形成的刮痕、石花等，字迹无法辨识者，录文中均用“口”标出。为了便于检索，志主名讳均标注在志文首行“（）”内。例如：宋故恒农杨公（光赞）墓志铭。《宋代墓志辑释》收录之墓志，为保持原貌，目录、释文、图版说明均用原首题。无首题者，由作者自拟标题。如《杨日休墓志铭》，为作者自拟。《宋代墓志辑释》主索引依四角号码顺序排列。索引中志主后的数码为图版和释文的序号。

中国书法是独步世界艺术之林的千古文化遗产，而古代石刻则是前人书法艺术的载体。历朝历代，乃至今日，人们学习书法的众多范本都是来自古代石刻的拓片。被人们临摹多、堪称中国书法典范的《九成宫醴泉铭》《伊阙佛龛碑》《圣教序》《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等千古名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文化的辉煌。有唐一代，尤其是初唐与盛唐时期，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影响力强的鼎盛时期。这时，中国古代书体脱离隶书园囿，进入成熟美观的楷书时代。安定统一的强盛帝国与欣欣向荣的文化教育，造就了数不胜数的书法大师。从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到李邕、苏灵芝、李阳冰、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上百种精美的碑刻，奠定了唐代书法无与媲美的崇高地位。不仅如此，即使是唐代无名书者的作品，也显示出不俗的书法造诣。现在已知的唐代出土墓志有近万种，其中大多书体纯熟，秀美可观，有些并不亚于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如陕西出土的唐显庆三年王居士砖塔铭，书者敬客，并不见于史载，但是其书体酷似褚遂良，瘦劲秀逸，深得书法界看重。敦煌文书中的大量唐代写经与文卷，也多有书体端正，结构严谨，秀美悦目之作。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显示着唐代发达的文化教育与高雅的艺术水平。可想而知，要从如此丰富的艺术成果中脱颖而出，该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成就。而这里要向您展示的《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就是一件这样难得的著名碑刻。首先，它是在现存数万种石刻中的武则天书迹。而众所周知，武则天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女皇帝。在她辅佐唐高宗执政以及独自称帝的几十年中，建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唐代盛世。唐代文化艺术的兴盛中不无武则天大帝的功劳。

《河南省安阳市文物钻探报告·第一辑》是安阳市2013年一年安阳市文物钻探队配合各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的地下文物钻探结果报告辑。文物钻探是了解地下文物埋藏分布情况的基本手段，是配合基本建设活动过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重要措施。2013年安阳市文物钻探队配合建设项目近百项，钻探面积80余万平方米，共钻探出殷商至明清墓葬297座，商代灰土坑1450平方米，商代房基300平方米，商代夯土约48平方米。我们辑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程75项报告成册，使读者能从中间了解文物钻探的基本情况、感悟其必要性，使文物工作者从中总结经验发扬光大、汲取教训并提出解决方法。《河南省安阳市文物钻探报告·第一辑》适用于文物、考古、建筑、规划等研究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三代以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悠悠數千載間，中華國勢的興衰强弱，不僅記載在竹帛上。從現存的各種古代遺物中，都可以看到各個歷史時代的天下興亡，領會到不同的大國風貌。有唐一代，曾經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先進强國。而自唐太宗至武周時期的初唐階段，更是意氣風發、生機勃勃的强盛時代。大，氣魄宏大，就是這個時代的鮮明特色。于是，就有了當時世界上的國際都市——長安與洛陽，有了大的建築——洛陽武周天樞，有了宏偉的造像——龍門奉先寺大佛，也有了河南現存的摩崖題刻——《夏日游石淙詩并序》與《秋日宴石淙序》。

《方等与张家台》是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程河北省临城县段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之一。该项成果是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分别发掘方等和张家台遗址后，合作编著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果包括了方等和张家台两处遗址2009年度的田野考古资料。方等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张家台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方等和张家台两处遗址相距不远，均位于临城县北部区域。本次发掘材料涉及商中晚期、战国至汉和宋金元时期的遗存。其中两处遗址战国至西汉时期文化内涵基本相似，遗迹现象也较为丰富，出土遗物较多，而且一些陶器演变线索较为清楚，是战国至西汉时期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资料。考虑到配合南水北调建设工程的各自发掘面积有限，因此编者们考虑将两处遗址材料一并发表，以供学术界参考。

汾阳一地，山川皆备，邦制久远，自古即为三晋大邑，人文蔚起，古风遐昌，民国年间王堉昌摹拓辑录的《汾阳县金石类编》一书，是考索汾阳金石文物的重要成果，对研究古代汾阳之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宗教民俗、山川名胜以及历代名人在汾事迹，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王堉昌（一八七六-一九三八），字养斋，号是愚公，别号高凉迂叟，山西稷山县城关南街人，少习举业，文名早播，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中举，后于山西大学堂中斋毕业。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王堉昌历任河南武安及山西榆社、盂县、太谷、汾阳等县县长。一九三八年任山西省府秘书处一科科长及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等职。王堉昌工诗文，善书法，嗜金石，案牍偷闲，不废风骚。所历各县跋山涉水，辄有述作，其撰有《盂县金石志略》坌血县造像录》《汾阳县金石类编》等。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图像传播的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摹拓、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图像传播呈现出繁荣之势。在此基础上，宋人从文化史的高度总结、阐发出“图谱复兴”、“图学中兴”的理论，使图像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金石图谱是宋代早走向成熟、完备的图谱，能代表宋代图像传播的成就，在中国图谱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典范地位。

邓玉函（Johannes Terrenz，一五七六-一六三〇），字涵璞，瑞士人，耶稣会传教士。精通多国文字，与伽利略同为塞西学院院士，是一位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亦长于医学、数学。撰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史着作《印度的普林尼》。明末来华，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是向中国人介绍望远镜和近代解剖学的一人。崇祯三年（一六三〇）病逝于北京。王徵（一五七一-一六四四）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泾阳（今陕西三原）人。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举人，天启二年（一六二二）进士。授直隶广平府推官。六年（二八二六），补扬州府推官。崇祯四年（一六三一），由孙元化荐举，授山东按察司食事监辽海军务，协助孙氏练兵。次年，因孔有德“昊桥兵变”而失官充军，后遇赦还家。

洛阳位于河南省，早期建成于夏朝（二里头遗址），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因此有“十三朝古都”之称，与西安、南京、北京并列为中国四大古都，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洛阳考古》是洛阳市文物方面论文的合集，以洛阳市的各种考古报告为主，集合了洛阳考古界新、独有的资料，具有独有的资料性，不仅是考古挖掘资料集合，也是应用考古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