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屁王”？谁第一个将体内之气（屁）搬上银幕？又是谁在自己的作品中讨论屁对家庭，对婚姻，对生活的巨大影响？一个响屁引发了两千年前，耶路撒冷“逾越节”上一场死难过万的战争。“豆子，豆子，音乐果子，越吃越放越放越吃，越吃越放感觉越棒，豆子，豆子，每顿都吃……”这是一部极富趣味性的文化史——谈论人们一直羞于启齿却时时刻刻正在发生的日常行为：放屁。本书作者吉姆·道森以极其诙谐的笔调从科学、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介绍了屁在各个层次和人群中所起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的大众读物，语言风趣幽默，涉及内容涵盖多方面，既是一本文化史，也是一本通俗读物，特别是文中引用了大量人们熟知的名著名片的经典实例，使读者在轻松幽默的语言环境中领略屁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略带苦涩的欢乐。

细读浩如烟海的正史典籍和逸史笔记，总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人和事，他们或是湮没在大历史事件的阴影里，或是消隐于纷杂迭起时代的繁琐记叙中，或是为民间艺人的演义传奇所歪曲，或是因其所处王朝并非正朔而遭忽略……加之近年来对历史过分歪曲的“戏说”影视的泛滥，历史的真实被浅薄的臆想弄得扑朔迷离，甚至有时让人觉得简单、机械得匪夷所思。作者对历史一直有“乐在其中”的沉迷，以及那种“魔鬼在细节”的考据癖，正可以充当一个“趣味历史学家”。本书撷取了中国历史中数十位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摘取他们精粹绝伦的人生片断，站在别人所忽略的角度去进行文学的、趣味的观察，回避“人的历史”而更加关注于“历史的人”，特别是聚焦于那些曾经无比鲜活、无比富有个性却又为时光积垢所黯淡的个体，展示了帝王将相在一场场生存博奕中的真实图景。作者写到了许多当时煊赫一时却多被后世忽略的帝王将相：梁冀、文明太后、高欢、高纬、萧宝卷、尔朱荣等等，每一个人、每一段故事读来都是一场盛宴。作者以流畅灵动的文笔，让读者能享受读史带来的乐趣，并重温那些质朴的音容笑貌，展现出他们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恰恰又是最戏剧化的精彩一面……

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我作为空军副参谋长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任务，始于1956年，止于1958年，历时3年。当刘亚楼司令员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主席，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以后你的专机就由他负责”时，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当时对刘亚楼说：“好，你忙你的吧。”何廷一三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其实，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那是1929年，我才13岁。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上杭、龙岩、永定影响很大，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群众纷纷参加红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牎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毛委员牎”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经常亲自演讲，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那时年纪小，见识少，很多话听不懂，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长矛，现在用的是毛瑟枪、机关枪。1940年7月，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到延安后，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毛主席、朱老总、康克清、张闻天、博克、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我怕打搅他们，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就问：“你是谁？”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什么地方人？”“长汀。”“啊，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你看何应钦，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主席，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好人。何凯丰、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牽”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说：“小何，你说得对，来，来，我们配合打一把。”我红着脸说：“我不会。”主席说：“那你就继续看吧。”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早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1956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2运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只能坐14个人。5月底，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一共去了3架里－2。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在汉口停了几天，由汉口飞北京时，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山里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我非常着急，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赶紧走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里－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如果医生给摸脉，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这次飞行3架里－2是这样安排的：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观察天气。毛主席、罗瑞卿牗公安部长牘、杨尚昆牗中央办公厅主任牘、汪东兴牗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牘乘坐第二架飞机，罗、汪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飞行间隔15分钟。第一架飞机落地后，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牎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笑着和毛主席握手。我松了一口气，真险！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召开会议，备有三套交通工具：飞机、专列、轮船。坐飞机我必跟随，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坐轮船，飞机要跟随备用。“保驾的来啦牎”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英语秘书名叫林克，北大英语系毕业。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有一次他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多大年纪、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还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红色”二字，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微微一笑。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而且是老一套，每次只说一句：“请主席上飞机。”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了解飞行情况，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胜负只使眼色，默不作声，生怕影响主席看书。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每到一地，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小尹，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毛主席起床很特别，坐起来就算起了床。起床后先看书，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看到重要段、句就记笔记。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和毛主席合影。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他们要我也一起去，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有些右派言论，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订阅什么报纸，我说基本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我说不完全都订。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但他当时没有追问。刘回北京后做了一番了解，果然订报的人不多，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处的办公室订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首长办公室加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或《文汇报》。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痛快得很，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刘司令员很高兴，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毛主席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很光荣啊牎女飞行员微笑地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我们太高兴了。接见后毛主席说：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牎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我去不合适，就没去。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不敢自夸有功，但扪心自问无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说我想谋害毛主席，可谓“罪大恶极”！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画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我能出来工作，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1958年底，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场运送航油。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1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央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看见的是历史的风雾尘雨，岁月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墨早已凝干——章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记忆中的父亲、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本书前言《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凉，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技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祛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中的精神》：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陈平原）前这册《中的精神》，我的关注点，不在吴清源如何“征战”，而在于其如何“追忆”。除了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扬长避短”——任何一个围棋迷都比我更了解吴清源——外，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吴先生头一回自述生平。七十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吴清源辞别现役棋士生涯；同年，白水社出版了其回忆录《以文会友》。四年后，台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改题《天外有天》。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清源回忆录》，署吴清源著，李中南译；1996年燕山出版社的《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只提作者，未见译者，但书前的金庸、沈君山、桥本宇太郎三序以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明显透出此书与台版的联系。2002年，已达米寿的吴清源再次披挂上阵，笑谈几十年间亲历的围棋风云。这些分90期连载于《东京新闻》和《日中新闻》的专栏“长路”上的文章，结集为这么一本“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最新回忆录”（参见吴清源《〈中的精神〉中文版序言》）。十八年间，两度自述，比起早年的《以文会友》来，《中的精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这或许是所有“吴清源迷”所急于了解的。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吴清源的大名及其业绩，必定如雷贯耳。早年以“围棋神童”出入段祺瑞府邸以及来今雨轩棋席，十四岁东渡扶桑，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1933年，年仅十九的吴清源运用自创的“新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名人等对弈，开创了围棋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此后二十几年，吴氏横扫千军，超迈前贤，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尤其是那些被喻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的“升降十番棋”，更是充分展示其过人的意志与才华。1961年，吴清源不幸遭遇车祸，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从此战绩欠佳。到了古稀之年，日本棋院等为其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晚年的吴清源，着力于围棋的国际化，尤其关注中国的围棋事业，祈盼其提倡的“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绵薄之力”。对于如此精彩人生，怎样准确评价，非我能力所及。与其不懂装懂，还不如堂堂正正，当一回“文钞公”。著名小说家金庸是有名的围棋迷，曾自称古今中外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其为《天外有天》所撰序言，题为《崇高的人生境界》，其中提到：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在二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更多内容]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指导价值很高的军事理论。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军事实践问题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军事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朱德总司令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元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小平同志说他的军事理论“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在纪念刘伯承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研究探讨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对刘帅最好的缅怀，而且对于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思想，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担负起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光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伯承的非常之路》围绕刘伯承元帅革命战斗的一生，从多方面反映了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繁荣，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br＞本书既《庄子》心论范畴、天论范畴、物论范畴、言论范畴入手，对《庄子》的理论内涵作了逐层的剖析，又注意到了各范畴之间的联系;对寓精深奥义于空灵飘忽的表述方式作了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这就是北京：摩天楼和四合院相聚在一起，高速公路和胡同衔接在一起，酒吧和茶馆依偎在一起，电影院和戏楼喧哗在一起……北京仿佛有两个：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现代的——共同构成其黑夜与白昼，梦与醒，传统与现实。这是一座有几千年历史的都城；纵然许多古建筑都颓败了，消失了，但一种无形的东西一直存在着。也许难以描述出这种东西，这种可以称之为北京的气质与性格的东西。但确定存在着，那就是它的灵魂，它的胸怀，它的沉稳与庄严，它的积淀与新生……本书展现了具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它的记忆和它的现实。皇城根、四合院、大宅门、胡同、牌楼、茶馆，以其古朴的形象进入读者视野。钟鼓楼、圆明园、隆福寺、法源寺、白云观、陶然亭、天坛、地坛，仍然沉浸在沧桑往事里……这是一部强调北京新旧对比的图书，作者以散文随笔的形式，纵横评说新老北京的人文地理特征，历史感和时代感有机融为一体，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将北京的文化底蕴和现今的潜质充分挖掘出来，既冷静客观又充满感情。加上配图恰当，新旧交辉，使作品具有感染力和启示性。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泽东也有许多类似的传说，如“浏阳遇险”、“瓦窑堡巧设空城计”等，而且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至今。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的论述，除了纠正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评述有误之外，还对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与毛泽东无关，不属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内容范围，其实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也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

本书包括：大周天子、笑傲诸侯、倾国二姬、大哉强齐、江汉新贵、献公之恨、秦晋之好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