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黄昏：解密二十四朝末代皇帝》是一部论述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末代皇帝的著作，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资料中探微索隐，慧眼独具，解开了笼罩在一位位末代皇帝身上的历史谜团。新朝王莽亡国主要因为黄河水灾，蜀汉后主刘禅“乐不思蜀”原来是大智若愚，隋炀帝杨广能文武才智超人，后蜀后主孟昶的和学其实在李煜之上，明崇祯帝朱由检原不是个多疑擅杀的无道昏君……作者说，史书最多只能相信一半，真实的历史其实要靠智慧的头脑和精深的研究才能窥测一二。在千百年来的人云亦云中，他的独立思考令人惊叹，而读完些书，许多独到的见解又不得秒令人信服。这本书是一串钥匙，引导读者开启一扇扇觉重的历史之门……

本书纵述了整个西方刑罚200多年以来的历史，尤其是监狱的演变，并用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犯罪状况相互联系，讲述异常地清楚明确。每一小节的叙述都有非常合适的配图作为辅助，让人身临其境，若睹其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如散文一般，而又不失准确，让人在愉悦的阅读中感受知识和学理，与房龙的作品十分神似。译者一直参与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论证工作，深感给向地汲取西主监狱制度演进中的经验与教训，比横向地发掘其现行制度的可取之处还要重要得多。发表后，许多非专业的读者对这篇文章也非常有兴趣阅读，这要归功于原作者的精彩和浅出的讲述，学术也可以走出象牙塔尖的，所有人都渴望了解更我的知识，前提是——他们看起来很愉快！[看更多]

德亮贤弟又要出书了，我很欣慰啊。自九七年与徐贤弟相识，算来已是十年光景了。这个相交的过程，可谓由浅入深。那时的徐贤弟，与其他同龄人比较起来，便有极大的不同。他聪明好学，孜孜不倦，并且对曲艺情有独钟———相声、单弦、京韵大鼓都下过工夫。更因为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所以他的作品都充满了书卷气。北京德云社的初期，是相声鼓曲一起演出的形式。徐贤弟那时身兼数职，既说相声也唱单弦。曾有曲艺界前辈对徐贤弟大加赞赏，称这样的男单弦实在不可多得。他的嗓子偏窄，我常开玩笑说他“叽嘹叽嘹”的。但他懂得扬长避短，不但巧妙地化解了嗓音的缺憾，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韵味。徐贤弟的相声也很是有点意思。早年他偏重文哏，表演的都是《对春联》、《文章会》等。但此类作品，文雅有余，实用不足。我曾与徐贤弟探讨过此类问题。况且，相声也不能只有文哏一种表现形式，好的相声演员应该全面发展。单就《文章会》等两三段作品来说，也不足以支持一个演员的一生。徐贤弟这一点很好，依据自己的特点，创作翻新了许多作品。如《女招待》、《家庭论》、《安得广厦千万间》、《进化论》、《批三国》等。他的节目清新明快，有头有尾；节奏似和风细雨，想象如天马行空，与任何人都不重复，风格类型都很独特。我对徐贤弟的为人极为赞赏，他不像大多数相声演员那样，急功近利，心胸狭窄，他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德云社立社之初，经费紧张，徐贤弟从来没在钱上争过———有也罢，无也罢，多也罢，少也罢，都一笑置之。北京德云社的成长有徐德亮的功劳，我永远承认这一点。本书的文字内容由德云社最老的成员之一，也是其名家之一的徐德亮操刀完成。他与郭德纲十多年前就已相识，并同台演出，并帮助郭德纲创办了德云社。书中收录了大量德云社演出的资料图片，几乎涵盖了德云社的每一个成员，同时更有德云社多年来的精彩相声段子，以及徐德亮对相声创作的心得体会及实例。德云社的相声火在哪里，就火在对现实人群特定幽默感的把握。这本书的内容比较纷杂，也没有讲大道理的文章，因为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对这种‘特定的幽默’有个‘第一感觉’。

2006年年初，以色列总理沙龙突然中风住院，竟引起举世关注，而刚刚有所好转的中东形势也因沙龙的突病又显得变幻莫测起来……应该说，沙龙是中东大地上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锤炼出来的杰出人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英雄好汉，也有人会说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作为军人，他被称为“战神”，“常胜将军”；作为政客，有人叫他“以色列的恺撒”……观其一生无不充满着毁誉参半的传奇色彩。由于他的脾气火爆、说一不二，便使他有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强硬作为：参加了五次中东战争、硬闯圣殿山、软禁阿拉法特、发动数百次“定点清除”、杀害了包括“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兰提斯等上百名巴勒斯坦激进派领导人等等。然而他又能顺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努力促成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和约的“戴维营会谈”，更在2005年毅然从加沙地带撤出犹太人定居点，从而结束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让全世界大有瞠目结舌之感，由此让世界人民看到了已战乱60余年的中东和平的曙光。本书不仅详细进述沙龙传奇的一生，包括他对妻子和家庭侠骨柔肠的个人生活，也为读者揭开了五次中东战争的内幕，让读者从那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中东局势里，充分领悟到和平的重要。

我们非常高兴出版《西班牙的索菲亚——王后、女人与智者》一书，帮助人们了解西班牙王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王后陛下个人人格方面来说，还是从王室所代表的象征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由于西班牙社会牢固地确立了尊重与容忍的观念，国王和王后，具体说来就是索菲亚夫人，又特别善于推动和促进这种观念，西班牙目前是一派和平、繁荣与进步的景象。这是一本不仅用笔、而且是用心写成的书，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王后和她做为一个女人的另一种形象，这就是她特别重视推动文化和其他宝贵的精神价值的发展，认为这是人类使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唯一道路。本书作者马利亚·埃赫尼亚·林孔是索菲亚王后的老师，她与王后的文化与学术交往长达25年。本书正是这种交往的成果；在此书“生活的影像”各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有关王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不仅反映了王后作为一代女人对文化与进步的热爱，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王后的执著，这充分表现在她无数次地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会面，时刻关注着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为了衬托“生活的影像”，作者还插入了索菲亚少女时代的一些的生活片段，读者可以从“历史的镜子”各章中看到。

本书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性考古学读本。它将我们带入北齐皇帝高洋墓的考古发掘现场，让读者走进血火纷飞的南北朝，零距离地去领略一位颇具军事才干、但却残暴无度的恐怖皇帝，去游览一个鲜为人知的华丽时代。本丛书的第一系列，我们选辑了20世纪考古发现中最有代表性的10座陵墓。撰写者都是主持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直接参加了某些陵墓的考古发掘。在书中，他们不仅把陵墓的历史信息客观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还以其亲历的体验，对考古发掘过程、时代背景、综合研究等娓娓道来，目的是让一般受众体会到考古工作中的兴奋与惊喜、懊恼与无奈、欣慰与满足，让读者零距离地过一把考古发掘的瘾。

作为中国现当代的著名作家，柏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杂文，另一类则是他狱中所著史学著作。而《帝王之死》、《皇后之死》，柏杨则自诩是“货真价实，札起来有板有眼”的“读史札记”，实则兼具历史学、杂文两类作品的特点——既是还原历史、传播历史知识的史学著作，又兼有以古讽今、幽默、辛辣的杂文特质。在柏杨这两部作品里，你可以看到与沿袭几千年的官方历史里完全不同的景象。柏杨认为：从黄帝轩辕到清代溥仪，中国出现了397个帝和162个国王，这559个称帝称王的头目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无论是幸运地因与“宫廷里如山如海的美女们昼夜上床，旦旦而伐”而死在龙榻之上，还是不幸地以帝王之尊而被绞死、饿死、囚死，这皆是自作孽的制度结构使然，在男性争权夺势的世界，政治因素高于一切。而皇后们往往更是与“冤狱”直接相连。“冤狱”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连尊贵的皇后都不能幸免。每一个死于非命的皇后的背后无外是“夺床斗争”，“夺床”的本质又不外一个权字。“她们不是漂亮和不漂亮的差别，而是漂亮和更漂亮的差别，每一个如花似玉的对手都是另一位如花似玉。”“这些美女被投入到蛇蝎宫廷，她自己也变成蛇蝎，而最终被另外的蛇蝎咬死。”不管她是被杀死、绞死、气死，跳河投井，都是一种时代悲剧，时代丑剧。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文字诈欺大本营。遇到帝王老爷们哎哟哎哟，端不起嘴脸，栽倒在地时，总是“讳”个没完。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成了没嘴葫芦，把人气得吐血。呜呼，要想中国现代化成功，第一件事应该是砸碎政治挂帅的枷锁，先使史迹显示出来真正面目。这是一个开端，用它训练我们的思考，功考他为啥有那么一天，思考他为啥恐惧大家知道真相。柏杨先生只希望借着不断的报道，使浆糊的一代早日死个精光，下一代起，将是思考的一代。孙观汉先生曰：“尊重事实。”中国人必须有能力说真心话、说老实话，洗清涂抹在事实头上身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污垢，或是脂粉。因之，当设在纽约的《中国时报》美洲版，要我写稿时，我就大喜以应。最初每天一千字，后来自动膨胀，每天一千五百字。写着写着，三个月下来，已写了十万字左右，时间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 黄帝王朝到战国时代 可出一集矣。读者老爷真是三生有幸，可以看到史迹真相。如果换了从前，不是坐牢，就是屠灭三族，我固然倒楣，贵阁下也就没有这份福气矣。念及至此，你如果再不猛买，还有天理良心、国法人情乎哉？是为序。

从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年间，在中国官场上形成了一套基本的传统和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游戏规则。只要你登上这个舞台，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你就无法表演下去。这不是小层次上的圈子、山头、派系，而是大格局下的规则、条件、基础，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其实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本书正是为你一展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艺术和中国古代大小官员的基本功课。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做是某某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了：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如皇帝）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高地》以军事题材为背景，写了两个默契的军人因为一场“双榆树战斗”而决裂，一生在谁应该登上高地建立头等功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了捍卫荣誉、争夺精神高地，严泽光和王铁山的军人生涯跌宕起伏，盘根交错。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结尾：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争斗其实是一片良苦用心。严泽光死去后给老对手留下了一份扑朔迷离的遗嘱，直到王铁山死前才揭开了遗嘱的真相……...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桅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40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两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十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皇帝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南明永历政权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桅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