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考取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进行学位论文的选题。当时杭州的外文资料还不多，只得赴北京查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我第一次读到了一本题为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的小书，并为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我最终选取了古希腊迈锡尼时代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无论是我们的国家、学术界，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那本小书主人公的形象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一个名叫Michael Ventris 的英国人，14岁上中学时因为在伦敦听了一场关于克里特文明及线形文字的考古学讲座而产生于强烈的兴趣；后来他选择了建筑师为自己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成了英国皇家空军中的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他又去做建筑师，并有不俗表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中学时候的志趣，在业余时间里不断研究线形文字，最终于1952年成功地释读了这种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的古代死文字。　Mihael Ventris为什么要把有限的生命花费在这种不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业余研究上呢？他为什么没有把宝贵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获取物质报酬的活动中去呢？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根据高度物化了的学术标准，他的行为简直有点愚蠢。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像Michael Ventris那样的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谢里曼，商博良，罗林森，罗振玉，王国维，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人类除了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导致人类进行这类精神追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天生的求知欲。人类的求知欲，既体现在对自然现象的探求上，又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探求上，还体现在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正是有了求知欲，所以，人类才不同于其他生物；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才有不断积累的知识；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的生活才显得崇高、有意义；正是有了求知欲，才有了科学与教育。在人类的求知欲面前，所有学科一律平等。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一开头就明确地写道：“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而选择的科学比那为后果的科学，更加智慧。……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好奇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是人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科学。”（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苗力田编：《亚里斯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为知识而求知，让科学像一个自由人一样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像奴隶一样为他人而活，让科学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亚里斯多德所追求的理想，这也是人类知识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但是，在古代中国，这样的思想却难以见到。稍晚于亚里斯多德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曾这样写道：“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奸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谓之上愚，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知识分为有用的与无用的两大类，其中无用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只有那些有用的，才值得人们花费精力去研究。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与苟子对于知识的思想会如此不同？是不是因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实太多、所经历的苦难太多，根本不允许学者们有闲情逸致去探究那些以满足人的智力爱好为惟一目的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形上”之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孟子曾提出一个关于“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千百年来，这一人格标准一直为中国人所崇尚。但是，在古代中国，没有人把这个标准移加到知识上，没有人倡导人类知识的独立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漫长的岁月中，知识或屈从于权力，或屈从于财富，或屈从于暴力，而没有获得“自由人”的自主身份，就像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一样。就像中华民族曾经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一样，人文知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多灾多难的。在封建社会中，人文知识由于受到了封建帝王及封建体制的特殊恩宠而无法得到自由的发展，结果是发育不全，成了一个畸形的怪胎。历史还告诉我们，人文知识曾经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备受摧残。同样，如果用科学的名义扼杀科学的灵魂、用“器”的标准强暴“理”的原则，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将不是某个学科，而是整个民族。　荀子提出，要抛弃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只研究那些有用的知识，因为，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识，“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的议论振振有词，实际上，古代中国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说”确实是进行排斥的。但结果呢？与荀子所设想的正好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小人”或“伪君子”要大大多于正直的君子；各行各业的工匠们虽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近代科学并不是在中国诞生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压制了科学技术，但是，统治者们却没有因此而得以长治久安，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多灾多难。相反，在倡导研究那些无用之“知说”的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高等教育体系，并且依仗着发达的科技最终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今天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整个社会都去研究历史学。因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世俗化，还有一个特征则是高度的分工。这样，人类探究知识的活动，就逐渐集中到大学中去进行，或者说，大学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探究知识以满足人类的求知欲。在这些探究知识的活动中，自然包括了历史学。如果大学都不能容忍历史学的存在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历史学还会有立足之地吗？近年来，不少人讨论过什么是大学。有人说，大学应有宏大的校园；有人说，大学应有一流的大师；有人说，大学要有大爱，等等。其实，近代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对人类求知欲及知识的尊重为特征。大学以宽阔的胸怀，包容着人类各种各样的求知欲，在这里，人类的精神可以自由地探究一切感兴趣的问题，不管它是有用的，没用的，可以带来具体利益的，还是根本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　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中华民族的梦想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早日腾飞。就在我们奋起直追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感到了与国外的主要差距，那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经过了二十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科技创新。当我们在科技领域努力进行创新的时候，不要忘记，知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在努力发展某些学科的同时，排斥甚至剥夺某些没有效益的学科的生存权，那么，这样的知识体系是有缺陷的、畸形的，在这种知识体系上所进行的创新活动是无法获得有效支撑的，也是不可能结出所希求的硕果的；我们更不要忘记，任何创新的最终原动力是人的求知欲，如果不尊重求知欲而只盯着科学技术所能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创新活动是缺乏持久生命力的。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曾引用过一的句话：“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旦没有，科学也就衰落下去了。”（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6页。）进入21世纪，我们开始以新的姿态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并。向亮地提出了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是一个宏大的志向，也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当我们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国外的著名大学中，不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还有像埃及学、亚述学这类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现实利益的学科。如果不建立相应的学科，如何跟国外的一流大学进行交流对话？一个没有一流大学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国家的；一个没有一流学科的大学，也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的。　在大学中，必须有历史学的一席之地。同样，对于历史学来说，要想获得这样的一席之地，也必须放眼世界，把握国际学术的发展动态，不断用新的研究成果丰富我们的知识。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历史学殿堂中，所见到的常常是陈腐了的知识。例如，正如本书中开头几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早几十年前，国内外的古人类学研究就已明确地告诉我们，1400万年前的所谓“腊玛古猿”并不是人类的祖先，甚至“腊玛古猿”这个名称也被取消掉了。可是直到今天，在众多大学教材中，依然在大谈什么“人类的祖先腊玛古猿”。像这样一种对国内外科学进展一无所知的历史学，怎么能够在大学中站得住脚呢？中国的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本书中的《迈锡尼时代及其社会制度》等文章，写于十多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看到批评文章。这不是一件好事，而是憾事，说明这一方面没有什么进展。要是有一天，有人能够用新的材料对本书中的文章逐一进行认真的更正，指出其中的错误，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了学术的进步。真诚地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我曾说过，要振兴、发展人文学科，首先要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做起：让人文学者高尚起来，让人文学科纯洁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俞庆森教授等人，他们虽然是科技专家，但对人文学科却极其关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在他们的身上，获得了温暖与鼓励，并看到了人文学科的希望。　让人类的求知欲在现代大学中自由翱翔。

作者以《圣经》为蓝图，采用场景法、史诗小说形式及文艺的笔触，在数千年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文化、地理、历史和考古知识的衬托下，将色列的信仰历史铺陈出来，有助读者深入研经，并透彻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及地理背景，是一部饶富创意的史实小说。

《2005历史的辉煌：纪念昆明建城1240周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护国运动90周年》2005年，是昆明建城1240周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护国运动90周年的重要年份。2005年，我们先后举行了有关2-_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三次活动中的学术讨论会收到了70多篇论文，经过认真评审，筛选出39篇，现编辑出版。其中纪念昆明建城1240周年10篇，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11篇，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18篇。书名定为“2005：历史的辉煌——纪念昆明建城1240周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护国运动90周年”。昆明历史悠久，从龙潭山人算起有3万年。昆明建城也很早，然而究竟从何时算起。过去一直没有定论。近年来，经过省政协委员提议，昆明建城起始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应该说，研究讨论并确定昆明建城起始年代对昆明城市历史的研究和现实，以及今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昆明汉代有苴兰城、谷昌城、滇池县治所在地。然而，这些古城均不在今天昆明城所在之地，且史书、方志记载均语焉不详，难知当时具体情况。经过昆明市方志办等有关部门专家认真而慎重的论证，以唐代南诏凤伽异公元765年建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肇始。应该说，确定765年为昆明建城之始是科学的。当然，作为学术问题，昆明建城起始年代仍可争鸣。本论文集收入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金子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古老。一万二千多年前，自从人类发现和认识了金子，它就点燃了人类心中种种狂热情绪。不论把它看作是永恒的财富还是美丽而高贵的妆点，人类自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追逐金子的游戏。《金子的历史》将为你一一剖析这锤炼中华民族性格的精神印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古埃及，或者现代的任何一个国家，金子从来都是财富的象征。虽然在金属世界里，金子既不是最硬的，也不是最耐用的，更不是最衡有的，但人类生来就知道金子的价值，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这种对金子的无来由的爱，就成了人类文化共通的一部分。而通过对一种文化对金子态度的检索，就可以十分具体地深入到这种文化的深处，它的坚执，它的纯质，它与人的交感，它同历史的势光，它的绝色与艳丽，它的繁复与富丽，都可以通过阅读金子的历史去感悟。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学术著作，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鬼方，下迄公元744年回纥汗国建立前夕，叙述这一民族约两千年的历史脉络。学术界一般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是今日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根据史籍、考古材料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阐明其源流和历史，以显现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全貌，该书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古代，我国北方，包括今日我国的陕北、晋北、内蒙古，以及漠北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里就是许多游牧民族生息繁衍、倏忽往来的地方。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个历史时期里，匈奴、柔然、突厥、铁勒、回纥等族，先后在这里建立过著名的匈奴国家、柔然汗国、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和回纥汗国。这些草原帝国的历史，无疑构成了这个时期我国北方古代民族史的主要内容。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鬼方，下迄公元744年回纥汗国建立前夕，分列三编，通盘叙述了这一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本书史料丰富，立法高远，线索清晰，行文流畅。一册在手，民族史迹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专业人士及广大历史爱好者对于各少数民族历史的了解和研究。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几千年来，才人荟萃，精英辈出，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挑选了一百多个故事，涵盖了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故事短小精焊，富含人生哲理，洋溢着中华民族的聪明和智慧。每则故事都改成白话文，且配以注释和评析，有助于读者理解故事的精髓。

本书描述了纽约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与特写专辑，被新闻界评论为“第一本由记者撰写的美国华人社会真实状况的调查报告专辑，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冲突下的美国华裔新移民生活状况”。这是第一部由记者撰写的有关美国华人社会的调查报告专辑。作者在美国华文媒体工作近十年，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选了亲历亲闻的最典型事件进行深入挖掘，直面社会矛盾，以独家视野、生动简捷有力的笔触描述了一些曾经轰动中外的重大案件与事件，从一些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旅美华人在美国的特殊地位，与美国社会习俗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真实地反映了旅美华人在美国的命运，也反映了旅美华人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密切联系。

衙门是中国民间对于官府的称呼。事实上却并没有哪个政府部门以“衙门”为名，直到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出现。总理衙门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唯一一个把衙门放进正式名称的——所以衙门一词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和心理上的称谓，却并不是实际的名称。它隐藏着人们对于官府的敬畏、羡慕和厌恶，而后者经历了历代的沿革，在人们口中却依然顶着“衙门”这个名字。 衙门的出现是和国家的产生同步的。有衙必有官，它是处于皇帝和百姓之间的官僚机构，为整个帝国的运转服务，却一直使得百姓和有理想的官员很不舒服，并且使官员规律性地走向腐化。这究竟是为什么昵？关于衙门，除了惊心无奈于它的黑暗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 雅俗中国丛书以中国的人物、阶层、古迹、风物、世俗生活等人文现象为选题，在高度视觉化的图文形式中再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传统文化因子，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述，都力求打破雅俗的限界，在吸纳最高等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保持阅读的趣味性，全面解读中国文化，可谓是雅俗共赏的经典图文读本。 本书为其中一册《衙门》。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 “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他夜不能寐。1936午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荊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便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徙与跋涉，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往昔的荣辱已渐行渐远，在台湾幽禁期间，读书成了张学良唯一的爱好。读书之余，游历于青山绿水间。他的前半生是用刀枪书写的戎马人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喜欢拍照，用相机为自己及家人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图片资料。斯人已逝，风采依旧。这段被尘封的山中岁月，世人知之甚少。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谨以此书纪念西安事变70 周年，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的传奇人物——张学良将军。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获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获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型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友“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巧叙忧勤”；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