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录的清代张廷济等撰的《秋笳馀韵》是有关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的诗文集，外十八种著作对黑龙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介绍。

如果说《我认识的鬼子兵》是对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心灵的无情解剖，博起了我们对侵略战争的无比愤怒，那么《最后一批人》则把这种解剖对准了亲历过战争磨难的中国人：面对长达15年的屈辱和苦难，我们如何反思？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又应做些什么？日本侵华战争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共计15年。《最后一批人》中每一个被采访的人物的年轻时代都跨越了这个时期。战争的磨难和创伤在每个人的身上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民族国家统一富强的希望完全相同……<

陈望道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陈望道传（校长传记系列）》史料翔实，考证细致，论述客观，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陈望道追求真理与进步的一生经历，忠实地还原了陈望道的精神风貌、道德文章以及高尚的品格风范。

“红岩荒谷耳，抗战显光辉。”红岩，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成为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红岩的历史，与中共中央坚守国统区，领导国统区党组织，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进行的纷繁复杂的斗争历程紧密联系，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始终。这段历史，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中最短暂的，但是却放射出耀目的光彩。红岩，似一盏屹立于雾都的灯塔，为迷雾中的人民指引希望的方向；似一块磁石，将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推动抗战、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似一川清泉，滋润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田，荟萃起进步文化群英；似一方基石，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红岩历史告诉人民的结论。<

《历史教学》自1951年创办以来，始终兼顾研究与教学，在“文革”前，杂志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期刊。改革开放后，学术期刊增多，但《历史教学》仍是沟通学术研究与基础教学的主要媒体，在中学界拥有广泛的读者，在学术界也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当我们实施“中青年著名学者访谈计划”时，学者方面积极支持，他们非常关注基础教学，所谈之具体、精彩，往往令人拍案。读者方面的反响也亦乎强烈，很多朋友告诉我们，每期他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一篇。其中包括很多知名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了解了相邻领域专家的研究内容。

暂缺简介...

《天津老戏园》一书，是其多年研究的成果。该书以翔实的档案史料和许多鲜为人知的图片，反映了天津戏曲、曲艺、电影及舞场等旧事逸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年中国娱乐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梨园曾流行“北京学艺，天津走红，上海赚钱”之语，天津被誉为“曲艺之乡”、“河北梆子发祥地”、“评剧的摇篮”，中国第一家影院出现在天津，前苏联影片最早在天津放映。作者善于以文学语言描述历史事实，展现了天津城市变迁中的人文风貌和天津当年文化艺术的辉煌，填补了津门戏园史空白。该书以文学语言描述历史的写作风格，也为史学类书籍中送来一缕清新的春风，读来格外轻松、休闲。外地人读后可以最直观地认识天津、了解天津，天津人读后定会倍感亲切与自豪，尤其是天津卫的老人读后，一定会引起对往事的回想和追念。<

在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东南部，里海的西岸，有一个外高加索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是阿塞拜疆。说是面积大、人口多，其实是相对来说的，该围国土总面积不过8．6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也仅仅820．25万人。在亚洲只能算是一个小国。阿塞拜疆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火的国家”，地处亚热带，夏季气候炎热干燥，冬季也比较温暖。阿塞拜疆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同时也历尽磨难，历史上屡遭外族侵扰，饱受欺凌。1991年8月阿塞拜疆共和国宣告独立，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年轻一员。阿塞拜疆盛产石油、天然气、铁矿、多金属矿和明矾石等矿产资源。该国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历史非常悠久，石油储量十分丰富，油质优良。首都巴库以石油业著称，享有“石油城”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阿塞拜疆石油产量曾占前苏联的95%。独立以后，阿塞拜疆里海近海石油的探明储量逐年增加，目前年产1000多万吨石油，其中大部分可供出口，石油开发是经济的重要支柱。阿塞拜疆有独具特色的文化。穆斯林占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坚持世俗化的原则，宗教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直接的影响。首都巴库有100多万人口，是个非常西方化的大都市，也是里海之滨的大港口，教育比较发达．．阿塞拜疆有众多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每年吸引大批的游人前往观光游览。阿塞拜疆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体民族阿塞拜疆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由于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民族冲突，现在的阿塞拜疆人民格外珍惜和平宁静的生活。阿塞拜疆独立后奉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希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合作。目前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俄罗斯、美国、伊朗、欧洲国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与阿塞拜疆的关系发展迅速，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往来逐年增加。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列国志”丛书之一，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阿塞拜疆的专著，实际上介绍了阿塞拜疆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具有工具书的性质。由于资料比较缺乏，特别是除政治、经济和外交以外的诸如历史、文化、教育、军事、体育等方面很难找到完整的介绍，几乎所有的新资料都是俄文或英文的。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翻译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再重新组织起来，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这个美丽、神秘的国度。<

一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鲜活教材，一百余位老革命老将军老英雄的辉煌事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牺牲奉献、铮铮铁骨、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在这里一一得以体现。[前言]后记春江水暖，草长莺飞。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一位老同志的电话，说昨天在解放军报上看到我编的一篇文章，非常感人，一口气读完，勾起他对战争生活许多事情的念想，他这才注意看文章的作者是谁？这一看不要紧，竟应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作者竟是他失去联系苦寻多年的战友！于是，一早打电话向我索要作者的联系方式。第二天一早，老同志又打电话来，电话很长。表达感谢；表达战友相逢的喜悦；表达对我编辑的“光荣传统”专版的看法。他说，他长期阅读解放军报，作为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一名老兵，他很注意看“光荣传统”专版登的回忆录，因为那里有他熟悉的战争年代部队战斗生活的场景，有首长、英模、战友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一个个珍贵的永远不应忘怀的历史瞬间，他一一列出耳熟能详、过目难忘的许多篇章。他说，这次战友相逢，得知战友的作品已结集出版，他非常高兴，将战友家中“库存”的余书，全都包圆买下。翻着战友的书，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我能将所编的“光荣传统”专版的回忆录也结集出版，那对部队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非常有益。他会尽力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做一些事。老同志的热心使我感动也使我惭愧。长期以来，我一直负责解放军报“光荣传统”和“回忆录”专版的编辑工作，虽也动过将其中的一些篇目结集成书的念头，但却迟迟未曾动手，老同志的电话无疑是对我的鞭策。加之近日全党全军深入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已拉开序幕，我深感这本书所辑录的老革命、老英模、老将军的文章，正是这次教育活动很丰富具体、很生动感人的教材，是共产党员最本质精神的体现，我有责任快马加鞭及时将此书付梓。编辑完毕，想请这位老同志为此书作个序，因为没有他的鼓励和大力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他婉言谢绝了。我说那就在此书的编者上加上他的名字。他笑了，说他没参与编辑怎好沾这个名。我心有不甘，说短短这些天他为这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出了这么多的主意，办了这么多具体事，顾问是当之无愧的。没想到这时他语出惊人：“那就多加几个顾问的名字吧。”他说，其实对出版这本书，他一直存着一份“私心”，几次话到嘴边却不好意思开口。几十年来，他一直苦苦寻找一种形式来表达、寄托对牺牲在战场上的亲密战友的永恒的怀念。把战友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打碎”后揉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现在这本震撼人心的革命回忆录的封面上，不就是最好的纪念吗！他说，如果要我写，我就写上这几个“奇怪”的名字送给你吧：“豫密卫、段家生、留诚。”感谢长征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锡祥，以及邓生斌、刘捷等同志对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

17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人， 原名廖陈云。171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7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726年－17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7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1727年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17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7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7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7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椐地。17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17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被派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7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737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新疆接西路军余部，11月到延安，同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744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17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1748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