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的历史：清水江流域碑刻研究》以“碎片化的历史”为题，系因碑刻本身就是零零碎碎地遗存于乡村社会，记录的事情并不完整，虽然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去连贯和复原历史情景，但离完整的历史事实或连贯的历史脉络，仍十分遥远，这无疑是我们日后仍需努力的方向。另需说明处，该书绝大部分内容，在成书之前，多系单独成篇，角度或主题各异，但是该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仍兼顾着系统性与整体性，即碑刻利用始终贯穿其中，碑刻世界里所展现的社会变迁亦成为全书的主要线索，既把目前清水江地区的碑刻遗存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又对社会治理、社会生活、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进行了阐释。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提供较为丰富的碑刻史料，又能展现清水江地方知识史，无疑是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

本书以唐代孔颖达主持修订的《五经正义》为研究对象，对《五经正义》的义例、注疏关系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五经正义》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汉学之作，但长久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偏差和不足。本书试图在通读精研原著的基础上，得出公允、客观的结论，使读者对《五经正义》有一全新的认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本书基于史料又不拘泥于史料，既引用历史文献，又运用文学手法，讲述了出生于显赫世家却又遭幼年丧父，笼罩在王氏阴影下的王莽如何从守拙、礼贤、奉公到上位、遭黜，进而蛰伏、隐居，克己、再上位，到又一轮勤俭、谨慎，大权在握，结交儒士，培植势力，自我膨胀，予取予夺，从“安汉公”到“摄皇帝”，篡位当真皇帝，改制天怨人怒，导致群雄并起，走向覆灭的全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有血有肉的多面王莽及其走向自我毁灭的人生。本书还塑造了王氏“五侯”，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王政君、傅昭仪、许皇后、赵飞燕，淳于长、董贤、刘歆等各色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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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从赞普到土司：唃厮啰家族发展嬗变研究”（项目批准号：12CZS060）的结项成果。本书以宋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唃厮啰家族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唃厮啰家族在九百多年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嬗变的研究，从一个家族的微观视角重新解读整个西北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嬗变，并通过横向和纵向两种对比分别概括出唃厮啰家族发展道路的个性及整个西北少数民族家族发展的共性。

为加强中国与卢森堡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博物院与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承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将在卢森保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围绕华夏文明发展历程这一主题，精选河南出土的文物精品145件（组），力图再现华夏文明诞生、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展示中原大地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繁荣祥和、包容大气的物质与精神面貌。

本书选择簪、戒指、手镯、项链、发针、钏、指环、心形片饰、鼓形饰、葫芦形饰、圆片挂饰、长方形片饰、卷边长方形饰等象征财富的金器，具体而细微地分析了这一贵金属的前世今生，并指导藏友由一件银器的细部，如，工艺、造型、纹饰、光泽、重量等特征上去鉴别银器。

宜昌博物馆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15号，该馆前身是1980年4月成立的宜昌地区博物馆，1992年4月宜昌地市合并，更名为宜昌博物馆。新馆舍于1993年8月建成并对社会开放。该馆馆藏文物3万余件，其中，经建档的三峡宜昌地区内出土文物藏品17035件，主要为当阳赵家湖东周楚墓，宜昌市前后坪秦汉墓，宜昌中堡岛、枝江关庙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种类有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书画等。《宜昌博物馆馆藏文物图录（书画卷）》为书画卷，从馆藏书画藏品中精选180余件，汇编成集，以飨读者。

本书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段研究报告。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汉代空心砖墓的考古成果，对汉代空心砖的制作技术与图像关系、画像的内容与墓室建筑结构的关系等，探讨了空心砖墓画像所反映的汉代观念因素，对于理解和认识汉代空心砖墓画像在美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在汉代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约13万字，插图300余幅，系对北京地区近代石刻文物进行著录研究的专著。本书收录产生时间在1840年至1949年的北京地区的各类文字石刻，包括北京18个区县近200处石刻，内容包括近代名人石刻，如恭亲王奕？、荣禄、李莲英、王国维、梁启超、吴佩孚等的墓葬石刻，以及反映政治、教育、工商业、公共事业、宗教、民俗方面内容的石刻等。编著者运用石刻学的专业方法，在对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石刻文物进行田野调查，并将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相结合，整理、分类、研究，形成了该专著。近代石刻堪称一部记录和反映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石刻历史档案。本书将北京地区零碎的近代石刻材料以时间为序汇集起来，整理、著录、研究，对于发掘北京地区近代石刻的价，丰富、深化北京近代史地研究，北京区域史、社会史研究研究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