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悠悠數千載間，中華國勢的興衰强弱，不僅記載在竹帛上。從現存的各種古代遺物中，都可以看到各個歷史時代的天下興亡，領會到不同的大國風貌。有唐一代，曾經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先進强國。而自唐太宗至武周時期的初唐階段，更是意氣風發、生機勃勃的强盛時代。大，氣魄宏大，就是這個時代的鮮明特色。于是，就有了當時世界上的國際都市——長安與洛陽，有了大的建築——洛陽武周天樞，有了宏偉的造像——龍門奉先寺大佛，也有了河南現存的摩崖題刻——《夏日游石淙詩并序》與《秋日宴石淙序》。

《方等与张家台》是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程河北省临城县段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之一。该项成果是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分别发掘方等和张家台遗址后，合作编著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果包括了方等和张家台两处遗址2009年度的田野考古资料。方等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张家台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方等和张家台两处遗址相距不远，均位于临城县北部区域。本次发掘材料涉及商中晚期、战国至汉和宋金元时期的遗存。其中两处遗址战国至西汉时期文化内涵基本相似，遗迹现象也较为丰富，出土遗物较多，而且一些陶器演变线索较为清楚，是战国至西汉时期聚落遗址研究的重要资料。考虑到配合南水北调建设工程的各自发掘面积有限，因此编者们考虑将两处遗址材料一并发表，以供学术界参考。

汾阳一地，山川皆备，邦制久远，自古即为三晋大邑，人文蔚起，古风遐昌，民国年间王堉昌摹拓辑录的《汾阳县金石类编》一书，是考索汾阳金石文物的重要成果，对研究古代汾阳之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宗教民俗、山川名胜以及历代名人在汾事迹，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文化意义。王堉昌（一八七六-一九三八），字养斋，号是愚公，别号高凉迂叟，山西稷山县城关南街人，少习举业，文名早播，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中举，后于山西大学堂中斋毕业。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王堉昌历任河南武安及山西榆社、盂县、太谷、汾阳等县县长。一九三八年任山西省府秘书处一科科长及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等职。王堉昌工诗文，善书法，嗜金石，案牍偷闲，不废风骚。所历各县跋山涉水，辄有述作，其撰有《盂县金石志略》坌血县造像录》《汾阳县金石类编》等。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图像传播的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摹拓、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图像传播呈现出繁荣之势。在此基础上，宋人从文化史的高度总结、阐发出“图谱复兴”、“图学中兴”的理论，使图像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金石图谱是宋代早走向成熟、完备的图谱，能代表宋代图像传播的成就，在中国图谱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典范地位。

邓玉函（Johannes Terrenz，一五七六-一六三〇），字涵璞，瑞士人，耶稣会传教士。精通多国文字，与伽利略同为塞西学院院士，是一位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亦长于医学、数学。撰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史着作《印度的普林尼》。明末来华，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是向中国人介绍望远镜和近代解剖学的一人。崇祯三年（一六三〇）病逝于北京。王徵（一五七一-一六四四）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支离叟，泾阳（今陕西三原）人。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举人，天启二年（一六二二）进士。授直隶广平府推官。六年（二八二六），补扬州府推官。崇祯四年（一六三一），由孙元化荐举，授山东按察司食事监辽海军务，协助孙氏练兵。次年，因孔有德“昊桥兵变”而失官充军，后遇赦还家。

洛阳位于河南省，早期建成于夏朝（二里头遗址），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因此有“十三朝古都”之称，与西安、南京、北京并列为中国四大古都，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洛阳考古》是洛阳市文物方面论文的合集，以洛阳市的各种考古报告为主，集合了洛阳考古界新、独有的资料，具有独有的资料性，不仅是考古挖掘资料集合，也是应用考古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

本书系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分中心主持的“甲骨文摹本大系”项目的精选集。本书从十万片甲骨中择其内容重要，且为学术界所熟知的甲骨约2000余片，将其甲骨摹本与片形相应部位的文字相对照，并标明“各片来源表”，能为对甲骨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查阅检索提供一些方便。即在研究、查找各精粹甲骨有关内容时，可以此书为线索，再到《甲骨文合集》中查寻其他相关内容，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阅读《喇家》，就像一个个迷途的孩童，触摸着母亲跳动的脉搏，谛听着她温柔的呼吸，分享着她那不为人知的隐秘，咀嚼着凝固不动的沧桑，透射出一道道摄人心魄的灵光。

《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收录泾川现存的经幢、碑刻、摩崖、铁钟等金石碑刻资料一百五十二种，时间跨度自北魏景明元年（五〇〇年）以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中收录的碑铭一般均按其刻镌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对于其中一些相互关联的资料，则做了相对灵活的处理。例如，尽管宋皇祜元年（一〇四九年）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题记之一”等十九方题记雕镌年代，均在刻于宋康定二年（一〇四一年）的“张叔文题记碑”之后，但是考虑到它们同刻于宋天圣三年（一〇二五年）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阴题跋”内容相互关联，且又在同一碑石上刻出，因此将这些题记提前集中在一起分别予以介绍。对于不知确切纪年的碑刻，均将其置于《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的后部。为了方便对《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的阅读使用，在每件碑铭资料的图版后都著录释文，且附有按语，注明此碑铭的现存地点、岩性质地、规格尺寸。某些碑铭则简要引录一些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及所录文字之出处来源。《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图版释文中所录之字，除个别情况外，一般均按原碑铭之行列格式录出。碑铭中不可释读之字，用“□”标出；文字严重模糊而不知其字数与行数者，悉用“……”标出。原碑铭之文字严重残损已无从辨认，然经校读又知其内容者，悉用“（）”括入列出。为了保证所录碑铭资料的完整性，对于一些残损的碑铭，我们根据有关文献进行了相应的补正，并将这些补阙之字用“（）”标出。例如刻于明代的“郭崇嗣《谒王母宫》诗碑”残损严重，《泾川金石校释/丝绸之路金石丛书》则根据清乾隆十八年张延福编修的《泾州志》录文，对此碑的缺失之字进行了补充，并用“（）”标出。

石刻碑记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史料，是一种艺术。石头和文字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形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但是当时历史的原始记述，尤其与本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石刻碑记受到史学、文学、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历史文化遗存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