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华林（1965～），云南省景东县人。云南大学教授。著有《声像档案管理学》等。：本书主要分为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输入等六编共17章。

她不愿扮演传统环境所赋予她的角色：她不是一个贤惠顺从的妻子，不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第一夫人。她为个人的权利而奋斗，并得以实现。然而，她的这种“实现自我”，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这正是她这一生的悲剧所在。而且由于她的执着，给家庭的亲情带来了种种恶果。她，就是伊丽莎白，奥匈帝国的皇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王国的国母（我们只列举她所具有的头衔中的很少几个），但她在内心里却是一个共和派，她把古老的帝国制度称为“穿着过时粉装的骷髅”和一棵早该伐掉的残缺橡树。她是革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忠实门徒，她和她的“导师”一样，鞭笞贵族制度的陋弊，讥讽帝王将相的丑行。阶级觉悟对她是格格不入的，她的举止最终使她这位一国之母，竟成为维也纳宫廷中的异物，成为宫廷社会传统习俗的叛逆，而这正是伊丽莎白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伊丽莎白突出自我的一生，充满着抗争和激奋。她的第一个也是最有效的尝试，就是保持她的美貌。伊丽莎白皇后传奇式的美貌，决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她坚强自控和一生自律的结果，甚至是她对自己身体苛求的产物。另一个有效的尝试，是她作优秀运动员的荣誉，她曾是19世纪70年代欧洲的多项骑术竞技冠军。然而，和她的美貌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荣誉也逐渐被人淡忘。她对后世的最大期望是获得天才诗人的荣耀。500余页出自19世纪80年代的迄今无人知晓的诗作是她一生奋进的写照，它同时也成了本书写作的基石。这些诗作是伊丽莎白内心世界中最隐秘、最切身的表白，关于她自己、她的周围世界及她那个时代，但同时也显示了她的失败：这些诗作并没有使她在后世获得一位杰出诗人的荣誉。我们对这些诗作的兴趣，并不在于它们的艺术性，因为这位海涅门徒的作品，其艺术上的平庸是显而易见和不值得炫耀的。我们研究这些诗作，是因为它们出自一位皇后的手笔，它们构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份历史资料，同时也显示了一位“开明”的王室成员和19世纪末知识女性的思想发展过程。这些诗句也有助于我们去描绘那个“神经质的19世纪”，那是一个精神生活常常超越现实的年代。尽管皇后伊丽莎白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她却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她作为皇后的地位是公众认可和历史所赋予的。拒绝完成这一地位的使命，虽然是她个人的抉择，但其后果却具有社会公众的意义。她在按传统本应是一位皇后占据的位子上，留下了一个真空：一种社会、国家和家庭生活中的真空——而这种家庭生活对一个皇后来说，却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

阎锡山，近代军阀，人称“山西王”。日常生活中的阎锡山则鲜为人知，《阎锡山家事》对阎锡山的思想观念、家族渊源、婚丧嫁娶、乡党戚谊、发迹之道等进行了全面的叙写，同时着重考察了他作为传统文化的信徒所信仰的那一整套“治家格言”，这些“治家格言”还被镌刻在其宅第中的墙壁上，颇耐人寻味。《阎锡山家事》通过对阎氏家族的介绍，少年阎锡山的经历以及如何成为“山西王”和他晚年的生活，对阎锡山其人其家作了系统地介绍。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的史料照片。《阎锡山家事》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笔流畅，具有一定的史料性及可读性，读者从事可对袁世凯有一个较为透彻的认识和了解。

本书共有二十章。他是一个可亲近的，同我们常人一般有情有欲的众生李叔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与重视，除了他是持戒甚严的一代高僧外，更是因为他在出家前，各佣阶段精彩的风华与事迹。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境界。

作者以丰殷翔实的史料、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几近一气呵成地述说了历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的宋子文在26年从政理财生涯中的“四起四落”；又重点突出、浓墨挥洒地铺写了宋子文发迹于广州。雄起于武汉、运筹于南京、斡旋于西安、韬晦于香港、暴敛于上海以及折冲樽俎于美英之间的桩桩情事；且广角度、多方位地揭示了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种种丑行。

片断：“四大寇”合影于何时孙中山自述“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而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后来孙中山忆述：“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门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为‘四大寇’。”在《广东文物》一书中，有“四大寇”合影记载如下：‘有一天下午，总理与尤列、杨鹤龄、陈少白，畅谈革命之下，关（心焉）医生亦与矣，众议拍照留念，四人即于医院三楼外廊坐列。惟以背景即为医院之割症室，殊不雅观。时关氏年最幼，亟为奔走取屏风障割症室毕，以阳光垂暗，仓卒挨立四人之后。……而四人者，旋即创立兴中会，最初期的革命团体……即时人所称为‘革命四大寇’者是也。……此照像关医生仅得一幅，仍有拍照时年月日记录于后，秘藏之筐中，数十年差已忘却。直至数年前始复发现，乃为翻影多张分赠至好。其时，尤烈尚生存，造有南京之行，亦赠以一张，这一张革命史料最有价值，‘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于世。”此幅照片有关心焉题识云：“此合照自左至右，上列而坐者为先生，立者为鄙人，下列为杨、陈、尤三君，其地则荷李活道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也。……时为夏历戊子九月初六，适为公历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先生既开国之基，斯照又正吻双十国庆之兆。拍照布置，鄙人实任之，虽事隔四十五稔，然当年，先生之声音笑貌，英爽之气一一如在目前。……更可贵者，先生遗像已多，然衣长衣，披短褂，而又最青年者，有此一帧而已。因以家存原照放大，呈之国民政府，庶几其可存留焉。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七十老人心焉关景良谨志。”1947年上海汉口路宝芳照相馆摄影师对笔者说，在抗战前有人来翻拍孙中山照片，有8寸底片由该店保存，笔者急欲请示底片内容，原来是“四大寇”底片，真是喜出望外，承摄影师允诺添印8寸三张（二张黑白，一张棕色）。这幅照片原来是1936年9月，尤列从香港定居南京，中途经上海时，将关心焉送他的一张“四大寇”照片，在宝芳照相馆复制8寸底片，将照片送赠孙科，照片右上角为“哲生世兄存念”，左下角为“尤列敬赠”。并在该照片下面亲笔说明：“清光绪十四年成了九月初六日，即距今四十八年前的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十日商议革命及组党事业，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民国甘五年九月甘日尤列志。”照片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心焉（景良）。但“四大寇”照片何时所摄？则有不同说法。台湾出版的各种图集谓“鼓吹革命初期的‘四大寇’”及“西医书院肄业期间，志同道合的五位青年留影”，没有具体年份。内地出版的图集有“1888年10月”、“1890年前后”、“1892年10月15日”三种说法。二位当事人中，关心焉存照“仍有拍照年月日记录于后”，尤列是根据关心焉的说法，但认为于民国国庆日拍摄则很牵强。因陈少白系1890年1月经基督教会牧师区凤墀介绍，在香港与孙中山相识，当年年初经孙中山介绍进香港西医书院以陈闻韶之名注册入学，1888年不可能在一起合照。至于《革命逸史》初集说“壬辰（1892年）十月十五日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也有存疑。因孙中山于1892年7月医校毕业后，在澳门镜和医院行医，而且“在澳门开业，不但数月，求医者日众，不止华人信仰，即葡人亦多就先生诊治”。是年12月18日又在澳门开设中西药局，医务很忙，不可能往香港医校“合摄一照”。同时，陈少白在1990年初入医校“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学”，他在医校仅1890、1891年二年，那么，1892年他已“辍学”不在医校，也不可能“合摄一照”。据此，“四大寇”合影应是1890年所摄。

《李达参谋长》介绍李达。李达同志戎马一生，为我国革命和军队建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旺盛的革命精神、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严谨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李达同志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不愧为一名党的忠诚战士。在风雨如磐的二十年代，李达同志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曾投身西北军，积极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从华北到大西南，战斗在太行山上，从宁都到镇原，从山城到京城。

编辑推荐：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全书从宋庆龄的家世写起，讲述了她追随孙中山，从此走上革命之路的辉煌一生。她是一个纯朴的女人，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编辑推荐：这本纪念集将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救中国，不停地奔走、呼吁革命的真实过程重新展现在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也把孙中山的思想、学说用他的亲笔向全世界介绍出来，这些照片和墨宝相互辉映，相得益彰。这应该比仅仅阅读他的传记更能撼动心灵，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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