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芦茨》以风景、人物、风物、风俗、休闲为五大篇章。“风景篇”既有《幽悠芦茨湾》的详尽描述，又有《芦茨大礼堂》这样的具体刻画，从古及今，从自然到人文，涵盖了具有代表性的芦茨十景；“人物篇”反映的对象既有方干和十八进士等本地名人，也有范仲淹、陈老相公这样外来的为民造福者，还有谢皋羽这样的爱国志士和黄公望、康有为、郭沫若等艺术、政治、文学大家；“风物篇”和“风俗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地的物产和乡风民俗，为大家了解芦茨提供了民俗学视角；“休闲篇”则从作者的自身体验出发，介绍了一些当地的休闲好去处。

杭州是中国早期文化最为丰富、存在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杭州市域的“建德人”是中国东南沿海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代表，而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更构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区系。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阶段龙山时代的文化纲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之一，因此杭州的文明发源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杭州文明的发源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特别重要的有机部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聆听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文）》是藏族人民创作的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藏族是一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很久以前，藏族的先民便生息在高山雪域之中，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部落的迁徙与战争，分分合合，逐渐融合成为现今的藏民族。

浙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浙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全国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全景录·钱江潮涌：辛亥革命在浙江》共四章：“风起云涌”、“钱潮涌起”、“大潮高涨”、“潮起潮落”，以通俗的文字，结合13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叙述了20世纪初浙江地区的政治变革动员从知识界逐渐扩展到整个城市市民阶层，政治变革的内容从爱国、救国逐步走向反清、民权革命的历史过程，客观地重现了百年前发生于浙江大地的这场大革命的历史场景。

本书内容简介：老北京温馨私人手绘，怀恋童年胡同生活。作者生于民国北平欢畅大院，在那里嬉戏成长，周围都是老在户，再熟悉不过。每天经过胡同，到外面的世界：新鲜胡同，八大人胡同，西苦水井，南钓鱼台和井儿胡同，朝阳门外，东岳庙，斜街口，南小街，朝阳门市场，东四牌楼，隆福寺，弓箭大院……以自己少时生活所及，从大院到胡同，从庙会到菜场，从地摊到游贩，图文对照，展示底层市民的千姿百态生活，勾勒消逝的童年。

本书内容简介：山西辛亥革命是响应武昌起义发动的。1911年10月29日，早已掌握山西新军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实行“南响北应”策略，发动太原起义，击毙巡抚陆锺琦，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两个半世纪的专制统治。山西是武昌起义后黄河以北唯一光复的省份。作为清王朝的腋肘之地和拱卫京师的门户，山西爆发起义，并控制南北交通要冲石家庄，切断清政府和南方清军的联系，客观上起到了牵制清王朝反动势力，支援武昌革命军的作用。正如孙中山1912年在太原演讲时所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

国际学术界对古代的琉球为何地一直争论不息。台湾著名教授中，方豪主张宋元以前的琉球即为台湾，而梁嘉彬却主张古代琉球从来不是台湾！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古人所说的琉球，实际上包括台湾岛与冲绳群岛。对学术问题众说纷纭是正常的，笔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台湾古称流求（或作流球、瑠求、流虬），但在明朝建立后，琉球之名被冲绳群岛的中山诸国所占用，台湾反而被称为“小琉球”，后改鸡笼、东番、北港等地名，最后才被称为台湾。本文试图探讨流求之名在台湾失落的原因和过程。

这本集合大家学术成果的文集我们分成四个部分予以编排。第一编收入7篇论文，都是从两岸的角度研究光复初期台湾的政局或重要历史事件，第二编收入5篇论文，重点讨论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文化重建的相关问题，第三编的7篇论文，重点从文学史料的角度宏观把握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所折射的社会思潮及各种思想的碰撞。第四编收入的7篇论文，则是从具体个案的角度，从作家个人和作家社群等不同视野，研究在两岸频繁互动交流的背景下大陆作家在当年台湾文坛的活动及其影响。

《历史时期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主要立足于关于西南开发历史规律的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位处边疆的西南，传统的开发均以巩固“边郡”政治意义的开发为中心，经济开发、社会治理等无不围绕这一中心进行，故开发进程中的社会冲突的调控攸关边疆稳定大局；第二，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通常以影响和整合西南数省区的模式进行，故须立足全西南的宏观视野和整体的研究。

当代诗歌的进程中，70后诗人的出场和随之而来的迅猛崛起，确乎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不仅诗歌读者感到意外，而且诗歌界内部也感到意外。对有些诗人来讲，由于70后诗人的登台，原先似乎清晰可辨的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变得无从把握。原来设想的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诗，延伸到朦胧诗，再转换到第三代诗歌，并进而扩展到后朦胧诗的这一当代诗歌的谱系，本来就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中遭遇了离析，但在诗歌史的评述上似乎还有折中的办法。而70后诗人的星火燎原，则彻底捻灭了人们对修复原先的当代诗歌谱系的动机和可能。70后诗人对当代诗歌谱系的震撼真的会如此强烈吗？很多人会对此持怀疑态度。就在几年前，在很多评论者的眼中，70后诗人还被看成是当代诗歌日趋堕落和轻浮的一个标志。他们的诗歌和立场，被强行按在市场和物质的双重背景下经受灵魂的拷问。没有历史感，缺少人文抱负，缺少精神关怀，沉迷色情意象，流于日常的琐屑，口语化甚至口水化等等。这些围绕着70后诗人的指责和抱怨，与其说是对70后诗人的写作水准的不满，不如说是借着不满来巧妙地巩固着一种陈旧的诗歌史的观念。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虽然他们的诗歌疆域将会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我觉得，70后诗人对当代中国诗歌的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的出场和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当代诗歌走向的预设，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可能性。与朦胧诗人和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70后诗人所受的教育最完整，几乎没受到政治运动的扰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能力都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诗歌感官与前几代诗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一直到现在都被诗歌界忽略着，甚至被70后诗人自己忽略着。70后诗人在改变当代诗歌的面貌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当代诗歌的新的问题。他们的写作会让我们重新反思当代诗歌的起点问题，也会促使我们考量不同的诗歌路径的问题。此外，对当代诗歌的代际关系，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新的不同以往的挑战。他们对当代社会的物质性的回应远远超出了前几代诗人，其中有曲折，有小打小闹，但也不乏新颖大胆和卓有建树的探索。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一代人的创作展示了当代诗歌的新的能量和自信。这套诗系，或许能让人们从更多的侧面了解70后诗人是如何出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