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篆刻艺术最初是从纯实用性的官私玺印的应用中发展起来，而逐渐形成以文人艺术家为创作主体，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门类。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战国时期的古玺已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是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汉印所形成的端庄雍容、博大宽厚的风格气象，是印章艺术的第二个高峰。而清代则是流派篆刻艺术的鼎盛时期，印坛开始向技巧的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形成了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活跃局面。本卷所集的篆刻艺术的精品，不仅勾画出了我国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也为篆刻爱好者提供了最好的研习作品。

民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近代化，是社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起始于晚清，上海是晚清第一通商巨埠，伴随着商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了生活新风尚：洋货流行、尊卑失序、崇奢享砾、妇女走上社会、男女交往等。由此萌生了发展工商、社会平等、消闲消费合理、男女平等、自主择偶等近代新观念。这些风尚和观念，对此后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发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运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档案出发，重点研究了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湾籍民的聚居缘由，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心态变化。本研究认为，“亚细亚孤儿”意识确实是存在的，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就是主要的历史原型，但他们多数人最终克服了迷惘、失落的“孤儿”心态，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并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本书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解释了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阐述了心态史学的概念、理论及方法，提出了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介绍了本著述的史料特点，并对本研究的突破和不足作了简要的说明。第二章系统考察了1895年至1937年这四十二年间福建地区台湾籍民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厦门、福州等地警务部门的案例记载出发，详细叙述了福建省台湾浪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及其恶劣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少数台湾浪人制造事端，以达到“以华制华”和离间两岸民众情感的罪恶目的。第三、四章介绍了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台湾籍民的基本动向，分析了非沦陷区台湾籍民被集中迁移崇安县的原因及其心态变化。文章认为，台籍浪人在福建胡作非为所积累的民怨，加上金门、厦门沦陷中台籍浪人的助纣为虐，引起福建民众的愤慨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国民政府将福建省内台湾籍民集中迁移至崇安县。福建省政府的不信任对多数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籍民而言，无形中造成了心理伤害，成为“亚细亚孤儿”意识形成的肇始。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论述了1938年至1947年间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心理情绪。文章从崇安县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台湾籍民的自身情况展开分析，认为他们的生活较为困苦。虽然国民政府对崇安县的台湾籍民进行了系列安置和赈济，例如阶段性生活费补助、安排垦荒和独立谋生、对老弱妇孺进行救济等，但受限于抗战时期的紧张局势、经济动荡以及崇安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台湾籍民的生活难有根本的起色。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产生焦虑情绪；当局严密的监管举措，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失落感和苦闷心理，这是此阶段台湾籍民的主要心态。第八章阐述了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基本情况，分析多数台湾籍民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投身抗战的原因。文章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组建经过和大致活动，指出崇安县台湾籍民最终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的消极影响，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肯定了多数台湾籍民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民族“气节”，赞扬了他们不畏艰苦挫折、勇于追求“自我实现”和民族解放的精神。最后一章再次揭示了福建台湾籍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以崇安县台湾籍民为中心，对“亚细亚孤儿”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升华进行简要的回顾。笔者强调“以史为鉴”，吸取“亚细亚孤儿”意识产生的历史教训，主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段特殊的历史，为化解两岸同胞问的历史“心结”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近些年来，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正在崭露头角，在高级别项目申报、高级别科研成果获奖和标志性科研成果孵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实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张永禄同志的《唐都长安》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记得是六年前，永禄征求我关于确定他的专业研究方向的意见，我曾这样建议：我们西北大学地处文化古都西安，如果能够下些功夫对唐都长安城作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来，那肯定会受到欢迎的。不久，永禄即开始搜集资料，进入研究过程。这样过了三年，他在我们学校历史系开出了“唐都长安城”的选课，又用了两年多时间写出了一部唐都长安城的专史。我读了他的书稿，觉得很高兴。这部书稿有它的一些特色。过去中外学者对唐都长安城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长安城的某个侧面，至今似乎还缺少对唐都长安城的全面性的综合研究。永禄的这部书稿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又有所前进。他从长安立都的条件、‘都城的营建、布局规划、建筑制度以及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称它为一部唐都长安城的专史，也许是并不过分的。这部书稿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特点。作者不仅注意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运用，而且十分注意利用考古成果，力图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作者所引书目来看，有关唐代的史书、史志、笔记小说、诗文、碑刻与敦煌文书等，还有有关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报告等等。就我所知，作者参考资料近二百种。除此，作者多次对长安都城部分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还研究了唐陵壁画与敦煌壁画中有关代建筑、唐人风俗和宫廷生活等画面。

吐蕃史（6世纪至9世纪）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高原上的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为强大的势力，并走出了封闭的内陆高原。吐蕃王朝的建立，打破了高原的沉寂，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原来各自为政，分散、孤立发展的局面被改变，通过制度、法律、驿站等建设，一个个小邦政权或部落联盟得到了整合。由于内部人口流动，社会交往面的扩大，推动了语言及整个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沟通，又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吐蕃时代，族群的认同感加强，藏族得到了壮大。

广东是中国的南疆，濒临南海，自古以来，素称海上交通发达，是中国对外的海上门户，其历史和地理位置之重要，非内地一些省份可比。从这个方面看，广东的历史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要深入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就非研究广东史不可。《广东通史（近代）（上册）》为人们了解省情提供详细的历史依据，为填补中国通史中的广东地区的空白竭尽绵力。

《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东是中国的南疆，濒临南海，自古以来，素称海上交通发达，是中国对外的海上门户，其历史和地理位置之重要，非内地一些省份可比。从这个方面看，广东的历史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要深入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就非研究广东史不可。《广东通史（近代下册）》为人们了解省情提供详细的历史依据，为填补中国通史中的广东地区的空白竭尽绵力。

土司制度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它改变了以前民族地区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使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土司制度曾有益于先进文化和技术的传人，有益于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素质，有益于维护地区的社会稳定。但是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建疆”世袭统治的残余，它只是奴隶制和农奴制野蛮统治的产物。如，一些土司为争袭、争地相互仇杀；一些土司拥兵数万，割据一方，不服从朝廷管束，举兵叛乱；土司在民族地区的残酷剥削，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