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志：烟草志（1991-2005）》编写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年4月到11月，主要进行组织动员，培训骨干，报批篇目。2006年2月，上报《烟草志》篇目并获批准。3月28日，编委会在济南召开《烟草志》编修工作会议，全省烟草系统29个单位和省烟草专卖局（公司）28个职能部门的联络员参加会议。会后印发《烟草志》篇目、资料搜集大纲，对编志联络员进行培训。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编志办公室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现场指导，帮助各单位联络员解决资料搜集的实际困难。编志办公室人员从7月起，开始查阅、复印山东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和山东中烟工业公司档案，至10月末，查阅档案1956盒，复印13885页，约425万余字；24个单位、局机关22个职能部门报送约160万字的资料。第二阶段，2006年11月到2008年5月，主要进行资料长编和初稿撰写工作。2008年5月，完成约71万字的《烟草志》初稿。第三阶段，2008年6月到2009年3月，主要进行志稿修改、评议、送审工作。2008年6月，初稿提交《烟草志》编委会审查，并印发给行业内提供资料的单位和部门评议、修改、补充，共收到修改意见和建议300余条。编志办对各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梳理，对有关数据逐一查对和修正，对志稿篇目、章节进行部分调整，对一些内容进行删减合并，查漏补缺。8月下旬形成约60余万字的评议稿。10月上旬召开《烟草志》志稿评议会，邀请省史志办及行业内有关专家对志稿进行评议。会后编志办根据评议意见对志稿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009年3月，形成《山东省志·烟草志》送审稿，报省史志办公室。

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毕竟有限。历史的典籍很少去记录更多生动的历史细节，更不会去描写普通人的生活足迹。地下和地上的文物，是一位不能开口说话的“哑巴”老人，他从时间深处走来，老是让我们猜想一些令人费解的哑谜，对与不对，他也不为我们给出标准答案。于是，我们又有了解读历史的第三条途径，即：从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景象。这些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由漫长的时间积淀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成为我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我们把这种文化形式和文化空间，称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七十多来兮，八十不稀奇”，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笔者生于1929年，便是八旬老翁中的一员，虽已退休20个年头，但身板依然健朗，腿脚依然灵便，脑子依然好使，心境依然不错，对地方志事业依然钟情。去岁元旦吉日，还曾写下了“鬓衰未敢忘志业，力薄犹图笔耕勤，不求闻达聊自慰，黑白任由世人评”的自励句，明我心迹。《续志编纂说略》这本书，就是在这种美好心境下写成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的面世，虽姗姗来迟，仍然值得欣慰。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这批古籍近六十年的流藏渗透着我们文博人保护先人文献遗产的睿智和艰辛，从一个侧面可以管窥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这批方志古籍能够成规模地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建国初主持全国文物工作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等前辈的宝藏意识和不遗余力的搜求。　据1952年12月20曰由郑振铎、王冶秋等署名的《为收购北京旧书肆所有各省方志致文化部的报告》中写道：　当于本年七月间，开始指定妥慎之干部三人，在北京市各旧书肆，陆续展开收购工作。五个多月来，收得各省的通志、府志、县志、.川儿里镇桥堤志等，凡五仟零五十八部，共四万六仟四佰三十八册，共计付款一亿二仟八佰四十三万四仟七佰圆。平均每册约为人民币三仟圆。市面上的一般的方志，大体己全部收净。惟有若干规模较大的书肆，如来熏阁、修绠堂、邃雅斋、富晋书社等，所存的方志，亦不下四万余册，尚未着手收买。一因各书肆索价甚昂，一时不易就范；二因我局并无书库或仓库的设备，现收各书，均暂时堆放在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实在无法再行容纳更多的数量。故暂时停止此项收购工作，拟俟将这一批方志分配给北京图书馆及文物整理委员会后，腾出地位，再进行收买来熏阁等肆的方志。

戏台在山西地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对戏台的研究着重于戏台建筑和戏曲史中的戏台，然而仅此并不能揭示出戏台深厚的社会属性。为了从深层挖掘戏台的内涵及其在地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该书运用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山西戏台进行了考察，分析明清时期山西戏台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解析古戏台的社会功能，并进一步探讨戏台所蕴涵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对戏台的影响。

作为《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的第一种，此卷收录南汇县旧志四种：一清钦琏修，顾天成等纂雍正《分建南汇县志》；二清胡志熊主修，吴省钦等纂乾隆《南汇县新志》；三清金福曾、顾思贤修，张文虎总纂《光绪南汇县志》；四严伟、刘芷芬修，秦锡田等纂民国《南汇县续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全两册）》为上海府县旧志首次大规模标点整理出版，为各界人士系统了解上海乡土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

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地反映改革开放后什邡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状况，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编纂一部内容全面、系统、真实，便于使用的志书，使之发挥存史、资政、教化、促发展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本志内容断限起于1984年（即1988年版《什邡县志》内容下限的次年），止于2000年。有的史实，为体现事物的完整性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可适当上溯或下延。三、本志文体以志（记）为主，兼用述、传、图、表、录等。卷首设凡例、序，卷末设编后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记事本末体；正文各篇（除《人物》篇外）采用记事本末体，史实分类横排，依时纵述。四、根据现代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设置篇目，力求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特色突出。篇以下设章、节、目；篇、章、节、目均用汉字数字标示。五、人物篇设传、简介、名表，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坚持人物篇记人与其它篇以事系人二者不可偏废。六、入志材料必须反复核查，绝大多数内容都要反复收集、了解、补充，力求史实记述真实确切、清楚完整。七、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直陈其事，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并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明、顺畅，杜绝空话、套话、浮言或渲染。八、数字使用按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量化数据一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书写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GB3100。3102—93）的规定执行。九、纪年采用公历，即公元纪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后，有时称“解放前（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后，有时称“改革开放前（后）”。十、数据原则上以政府统计部门编印的《统计年鉴》口径为准；《统计年鉴》没有的，以提供资料职能部门的口径为准；《统计年鉴》口径与职能部门口径不一致的少数重要数据，以事实为依据权衡采用适当口径。十一、市（县）名称，撤县设市前称什邡县，撤县设市后称什邡市，以更名文件时间为准；跨更名前后，称什邡或什邡市（县）；部门单位名称以此类推。

山东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省，全面研究总结和宣传山东历史，继承和弘扬齐鲁文化优良传统，借鉴前人所遗留的宝贵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新时期山东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建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多卷本《山东通史》自1994年出版以来，对于人们研究和认识山东历史，促进山东经济文化建设曾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看来，该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或不足。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所限，未能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对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所以一些应写的内容如建国以来山东"-3代历史未能包含进去，内容显然不够全面，对某些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甚至个别内容还有些陈旧和“左”的思潮的影响。

一、《金山年鉴（2009）》是金山第十九部综合年鉴，由金山区人民政府主办，《金山年鉴》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 二、本年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金山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情况。 三、卷首设新闻照片、专题彩页特辑、金山区地图，卷末附录有重要文件目录选编、综合统计资料和彩页特载。全书采用栏目、分目、条目三级层次，设栏目37个、分目188个、条目765个。条目为主要信息载体和基本撰稿形式。有串文照片113帧、示意图3幅。收录各类表格59张。 四、各栏目、分目之首根据实际情况设综述、概况。　五、栏目、分目间难免交叉重复的，以分清主次、详略互见记述。 六、附录中统计资料摘自《金山区统计年鉴（2008）》。其他数据由各单位提供。少量数据，由于各部门、单位统计时间、口径和单位取值不尽一致，本书酌情采用。

我对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的兴趣始于工993年，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我希望为研究明清社会史找到一个新的主题。在北京逗留的一年期间，我不时进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学研究中心，同周绍泉、乐成显、陈柯云等几位老师进行交流。后来，接受这几位老师的建议，我参加了在徽州（如今的黄山市）举办的“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徽州的历史古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聚族而居”的乡村内，大大小小的宗祠随处可见。这从视觉上告诉我们，明清时代宗族制的盛行。回到北京，那些再现明清社会的徽州乡村住宅和街头小巷仍然令我念念不忘。在欧洲历史上，越是接近近代，血缘组织及其社会功能越是弱化。而在中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16世纪，血缘组织为什么反而会扩大强化呢？这一疑问始终困扰着我。而且宗族组织的扩大强化不仅出现在16世纪的中国，在朝鲜，稍晚些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这一事实更激起了我的研究热情。从这一疑问出发，刚好当时我又有幸得到了《方氏会宗统谱》的副本，就不知不觉开始了明清宗族史研究，从此欲罢不能。我的目标是通过对歙县方氏深入的个案研究，探讨至今为止所揭示的有关宗族制度的学说。即用微观的方法分析某个特定地区和宗族，将个案研究结果与宏观考察整个中国社会所得的诸多结论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