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宁夏通史》，是1988年秋宁夏历史学会在固原召开学术年会时，由会长陈育宁同志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反映了全区广大史学工作者长久以来的愿望，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同。大家认为，这是一项填补区内空白的重大科研项目，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并建议由宁夏历史学会牵头，组织完成该科研项目。之后，宁夏历史学会多次联络区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有关专家进行协商，成立了由本区历史学专家学者组成的《宁夏通史》编委会，确定了《宁夏通史》的主编和古代卷、近现代卷的主编。编写组由从事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专家和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组成。编写工作大体从1990年开始，到1993年初基本完成。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及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关心和支持。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将之列为社联的科研项目，1992年该课题又被批准为自治区“八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社联和自治区社科规划办公室在编写经费上给予了支持，自治区财政厅拨专门经费资助出版。

说人话，写人事，有人味，给人看。琢磨自己这么多年的阅读体验，能给我带来快感的史学叙事，大体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研判史料，玄想问题，不再留筋骨而剔血肉，冷冰冰地见事不见人；思维更趋柔软，描述更多感性，落笔更重细节，拆析史实更添几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情采与识见兼备；自觉秉承“通古今之变”的衣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尽可能打通两端，知会本末，温故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白地知新；搜寻隐匿在史料中的情境画面，还原（或重构）历史的现场感，有很强的“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现实观照——但愿《上海租界百年》能是这样一本书。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明代贵州的各民族历史，《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无疑是最基本、最系统、最可靠的不可替代史料。但若对《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仅作文字上的梳理、校正和考释，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够达到《明史》编修者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永远无法超越前人。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多元文化并存互动关系人手，那么尽管时间过去了六七百年，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发前人之所未发，实现对历史认知的超越。推介给读者的这本《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就是如此。从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来看，该书匡正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的诸多失误。从史料信息的丰富和完备程度看，该书不仅补足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原本言犹未及、言犹未尽的内容，还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系统分析办法，发掘了文本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从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性角度着眼，该书从文化的整体性和个人行为的文化性人手，透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逻辑联系，使今天的人还能看到六七百年前发生在贵州大地上的历史事件之间始终存在着线索分明的文化逻辑联系。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又都是各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该书始终忠实于《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史籍原本，但又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原本。使今天的读者能够顺利地沟通古今，正确地把握和认识那个早已消失而且决不会重演的时代，并进而领悟到那个时代给今天留下的深远影响。明代的贵州省，是当时的全国十三行省中辖地最小、编户最少、财政收入最贫困的行省，但却是边防战略地位最不容低估的一个行省。明代贵州行省的辖境，全部划拨自邻近的湖广、四川、广西、云南四行省的边地。设省之前，在这片大地上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派遣的卫所屯军和各级行政官员若不划拨土司领地或者开辟“生界”，就几乎无立锥之地。境内民族众多，生计方式千差万别，社会结构迥然不同，要在这样的地带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省，需要面对的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明廷的最高决策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远见卓识之辈，由于看准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因而不惜代价，不避艰辛，几乎是采取强制的手段设置了这个特殊的行省。然而，《明史》的编修者所面对的却是“改土归流”后的另一个贵州时代，由于没有注意到时代的剧变，国内、国际形势的改观，他们理解的明代贵州民族史自然打上了编修者所处时代的烙印。加上技术上和编修组织上的失误，致使《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尽管其价值不容替代，但偏离史实之处却在所难免。要想从文本史料出发，复原可靠的明代贵州民族史，唯一可靠的办法就只能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定型的史料文本作为真实历史信息提取的原生矿藏，从文化的整体性和文化要素的制衡关系出发，去重新解读文本，发掘文本史料背后的史实信息，探寻历史事件的文化逻辑联系。该书的特色正在于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做出了大胆而初见成效的尝试。

该书除了订正《明史·贵州地理志》记载的失误外，还将原文逐句翻译为现代汉语，以利今天的读者使用。在体例上也有创新，开辟了“说解”栏目，集中讨论明代贵州各府、州、县，土司和卫所的来历、特点、山川形胜和治乱轨迹，使今天的学人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明代贵州各地的特点，有助于正确理解《明史·贵州地理志》原文的记载。应当看到包容在“说解”中的这些亮点，不少可以独立成篇，写成一篇精彩的沿革地理志专论，但这样的亮点在全书中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融为一体，使读者不仅能够看到《明史·贵州地理志》的失误，还能从中获得史实考订的切身感受，从中获得启示和联想。就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不仅是一部校释之作，更是一部历史地理考订的成果总汇。今天的读者不仅可以通读全书，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分门别类地逐项查检，从而获得有关明代贵州有关历史地理的正确认识。因而这也是一部继往开来的过渡之作。通过该书这座桥梁不仅可以获得新的启示，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新的问题，由此而获得新的历史地理志的研究范畴。

《吉林通史》计三卷、七编、九十四章，约170万字。第一卷四编、三十六章，即第一编石器时代两章；第二编青铜器时代两章；第三编铁器时代（一）十八章，分述夫余、高句丽、渤海诸国；第四编铁器时代（二）十四章，分述辽、金时代的吉林。第二卷一编、二十四章，即第五编铁器时代（三）二十四章，分述元、明、清时代的吉林。第三卷两编、三十四章，即第六编机器工业时代（一）十八章，论述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的吉林；第七编机器工业时代（二）十六章，论述东北沦陷十四年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吉林。

《福建史稿（上下）》共有三十有一章，材料丰富，考证精详，自古代以迄近代，举凡福建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人物诸大端，无不罗列具备，作全面的叙述，《福建史稿（上下）》的特色在于能摆脱过去地方志的窠臼，以广大人民的活动为中心，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者并重，别开蹊径，另立体例，自成家言。

《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为法国人伊凡所著的《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伊凡是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广州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素描。作者按照旅途参观的顺序，分12章记载了他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在澳门开往广州的快艇上，作者观看了船上旅客的赌博——斗鸡和斗蟋蟀；到达黄埔时，作者对这个历尽沧桑的港口作出如下判断：“贪婪的清朝官吏已经把它丢给‘夷人’而不管了。

《民主改革与四川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一书系西南民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的组成部分。本书力图将四川藏族地区的历史演进置于现代化与民族一国家构建的宏大范畴之下，以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制度改革，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为界，深入研究这场以制度变迁为特征的社会变革对四川藏族地区固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家庭及居处模式、妇女地位、生育观念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探讨和揭示民主改革对四川藏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意义。

地处九州之中，胸怀千里黄河，中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作者站在河洛文化的基石上，追溯商周，回眸汉唐，重返汴洛，缅想李杜，酝酿和创作了由《大河雄风》和《梦华汴洛》组成的《风雨中原历史散文丛书》。《梦华汴洛》是一部以河南名胜古迹为背景，以生于斯、居于斯或长眠于斯的千古风流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散文。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再塑了十几位历代人杰的不朽形象，使您在翱翔于历史星空之际，与景仰已久的先贤邂逅相识，进行心灵的对话，从而激发爱我乡土、爱我中原、爱我中华的热情。

桃花源，位于湖南省桃源县境，是著名的风景名胜。文以景出，景以文传，是历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桃花源的驰名，当然得益于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记并诗》，他用大手笔构造了一个没有纷争的理想王国“世外桃源”，为长期在封建制度和强权政治统治下饱受倾轧之苦的历代中国人所向往。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