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山川灵秀，历史悠久。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千百年来，勤劳善良的顺昌儿女，用质朴的民俗民风、坚忍勇敢的拼搏精神、勤俭智慧的创业理念，创造了许多灿烂的社会文明，为顺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与文化。在顺昌这块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孕育和涌现了一批气节崇高、刚正不阿、影响卓著的大家名人。如宋代名臣廖刚，理学名家廖德明，一代良吏叶宗远，博学明理的余良弼，坚持正义的李默，忠勇善战的“三边名将”饶元等等。顺昌还是杨时、游酢、朱熹等名贤的过化之地。这些先贤有的出生在顺昌，有的曾在顺昌讲学或为官，灵秀的顺昌山水，滋养了他们的灵感和力量，他们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聪明才智，为顺昌写下了灿烂的文化篇章，给顺昌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套装上下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系统论述日本殖民统治大连近40年间所犯下的种种罪恶，同时全面展现处于日本统治下的大连人民在日本发动的各种侵华活动和战争中如“满蒙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中的反抗斗争及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并配以插图百余幅，极适合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多伦文史资料（第3辑）》收录了建国前内蒙古多伦诺尔地区收藏的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包括建国前有关多伦诺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贸易和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内容。

综览中西交通史，不难发现，自7世纪末16世纪初的800年间，地处东方的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主要对象，为广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自唐中期阿拉伯帝国据有中来始，直至明代后期葡萄牙人东来，东西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已从性质上嬗变为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往来。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说明，在中世纪东西方经济文化关系中，阿拉伯帝国崛起后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发挥了较之以往更为广泛的作用，对当时东西方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其特点表现为：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交流内容丰富，而且其主要参与者，是信仰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南海等地的穆斯林族类。本书以“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为名。大食，表明书中内容的时间线索主要以7世纪中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为起始点；西域，则标明叙述空间与古代中国传统所指概念相符。

凡是年仅古稀的老人或者对旧上海历史稍感兴趣的中青年，在经过矗立于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时，都知道这座国际著名的饭店在解放前叫华樊饭店，而和平饭店所在的大厦解放前叫沙逊大厦，建造沙逊大厦的是一个名叫“跷脚沙逊“的英国人。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6辑）》主要讲了闽台区域的发展情况以及经济上的研究。重视其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台商企业逐渐改变以加工出口为主的投资形态，进而发展为抢占和拓展大陆市场为主的多层次布局[2]。这使台商的企业选址和布局都有向内陆腹地延伸的态势。但近年来台商农业投资日益呈现北上西进的趋势，且这种趋向愈来愈明显[3]。黑龙江、海南、陕西、山东等省份发挥其“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的政策优势以及结合地区各具特色的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基础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对台招商中发展势头迅猛；而北京、上海等地则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广阔的销售市场，使台商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些省市或地区已经成为福建省利用台湾农业资金的主要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福建省因受腹地小、经济社会基础相对较弱等自身条件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福建对台的拉动效应，使福建省在对台招商引资方面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熙春邵武：中国闽北千年古县邵武历史文化》是一本有文化营养的书。余秋雨先生在论述文化的永久性时说“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体味到邵武千年文化的“简单、糙粝与憨直”，并从中吮吸到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因为，未来的陷阱源于对“过去”的不屑一顾。

西藏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地区，现在她早已揭去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界面前。她正经历着从极端落后的中世纪状况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世人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于是一些曾经侵略或试图侵略她的人高喊，她受到了侵略；一些曾经完全剥夺了这一地区人民人身自由的人呼叫，那里人民的人权受到了侵犯。谣言、歪曲、猜疑、误解……织成一层烟雾又笼罩着这个地区。 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还是要看事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实摆出来。

《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算不上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哈同传记，作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收集有关哈同的事和人的比较可靠的资料，其中包括解放前的史料和国外最近发表的资料，再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以使读者能对哈同其人其事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怀旧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在当前房地产业十分红火、富豪排行榜上的房地产大亨们屡屡吸引人们眼球的时候，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过一个名声更显赫的房地产富豪，他就是闯荡上海滩的犹太人——欧司·爱·哈同。

倚靠在时光的深井边，作者在静水深流中追忆一座城市历史的流韵余响，这“追忆是从一朵花开始的”，而那些“故事是从一片花田开始的”。在《广州沉香笔记》的开篇，历史叙述便以一种独具精致的梦幻手法被悄悄开启。“故事”的叙述笔法将散乱纷繁的史实素材出乎意料地串联勾勒，重现出可触摸的真实场景。在王美怡笔下，城市历史成为一个有待通过叙事想象整饬的言语织体，叙事使晦暗的历史插上了想象的羽翼，从理论伦理的法则中破茧而出，获取了无限幽深的表现空间与阐释可能。文学叙事与历史书写的奇妙相逢，使历史场景悄然浮现，历史获取诗意阐释的可能。“一座城市的记忆，搭起的往往是宏大叙事的架构，家国兴亡、世事沉浮，是构筑这宏大建筑的钢筋铁骨，它们气势凛然，令人心生敬畏……，在一个接一个重大事件的间隙中，这座大厦也曾有过软语温香的如梦时光。那些艳影，就飘在这样的时光之上，像窗户上的剪影，在天亮的时候，散尽了芬芳。”《沉香笔记》的叙事笔触为了寻觅历史旧事弥漫着的异样芬芳，向城市历史绢本上的暗花摄照，《艳影》中作者的叙事之笔悄然从历史文化的性别歧视中突围，选择向大历史视域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以边缘的女性群体为观照对象，勾勒历史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另类历史景观。《沉香笔记》试图“在正史的参天大树上寻找不小心被遗忘的细小花瓣”，其背后折射的是耐人寻味的历史观感。疏离由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的正史，进而通过细节描写来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进行书写，以此来拆解和颠覆大历史，呈现历史面目的多元化，这正是《沉香笔记》与新历史主义的“小历史”观感互为契合之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一种对历史的阐释，为王者书写的大历史是充满谎言的、单线条化的；而小历史是具体的，它坚固地镶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表现途径是多线条化的。因此，格林布拉特主张要将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史家或不屑关注、或难以发现、或识而不察的历史细部，进行纵深开掘和独特阐释，进而构筑出各种复线的小写历史。小写历史的丰富具体性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了历史地表，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小历史，作为历史书写的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使历史书写范式产生重大变化。近年，在赵柏田的《岩中花树》、王笛的《街头文化》等文本中都可窥见此种书写范式的踪迹。相比同类作品，《沉香笔记》的范式之新则更多体现为观察视角的独特化。视角作为建构文本叙事机理的首要元素，使文本在小历史的视域下，从区域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广大与密实的空间。这一空间便是特定历史中普通人生存的无限丰富性，而不是宏大历史空间中宏伟叙事的空泛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沉香笔记》向我们贡献了它的独特价值，即让“人”重回历史书写的重心，将人的生存体验的繁复性作为历史书写孜孜不倦表现的中心，体现出历史写作的人文取向，而非只将人物作为勾勒历史与事件的道具。在王美怡笔下，细节“像串在日子上的花朵”，散发着历史的诗意香气：在《街巷》中，她不厌其烦地罗列街道的名字，因为“一座城市，因为有了这些地名，也就开始有了细节，有了故事。”如果说在这些篇目中，作者通过采拾细节表现历史，更多停留在叙述的表层经验与感性体验上，那么，文本中那些以历史人物为表现主体的篇目之中，细节则成为了作者观照历史的一种理性视角。在《白云楼》中许广平的独特个性，通过她在修改《鲁迅年谱》时，将“以爱情相结合”改为“与许广平同居”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得以精妙的展现。细节以出乎意料的张力，使许多已被定格化的人物性格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细节相对于宏大事件来说更能显现人性心理的细微之处，它于大历史的隙缝中显现，要么弥补了大历史叙述下人性的模糊暧昧，要么颠覆了大历史演绎中人物的意识形态特征化，它以其细小尖锐的芒刺刺痛了大历史的神经中枢。在《太史第》中，江太史起伏的人生际遇没能吸引作者更多的关注，叙事的触觉独辟路径，向这座深宅大院的日常生活层面摄照，太史第中美食盛宴一度辉煌，各种菜式在作者笔下通过史料得以精致细叙，而这位遍尝人间美食、深具美食家格调和情怀的人物在风烛残年，却被土改中的乡民强行用箩筐抬回南海老家进行批斗，一代美食家竟以绝食而终。筵开盛宴与绝食而终，写尽人世繁华之后，笔触迅疾而下戛然而止，人生之苍凉依托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得以意外地呈现，这种类似张爱玲笔下“反高潮”的艺术效果，正是借助以细节观照历史的独特视角得以实现。小历史从大历史根部逃逸，细节在小历史经脉的滋长蔓延间展开复活之旅，在呈现历史史料的丰富与多样性的同时，它也使正史的根脉旁密布了众多的根枝节杈，单线历史从而呈复线化发展，城市历史的织体生长得更加密实与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