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系列研究课题之一，《黄河与河流文明的历史观察》以黄河沧海桑田为变化为线索，通过与长江、尼罗河等河流的比较，从人文的视角阐释了黄河顺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她对沿岸地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告诉人们：人类文明的光辉不仅仅需要河流的灌溉，更需要沐浴在这种光辉中的人类善加呵护。《黄河与河流文明的历史观察》可供文化工作者、河流文明研究人员以及广大热心环境保护工作的读者参考阅读。

《新疆研究文论选（第3辑）》收录了新疆地方立法的回顾与展望、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状况看民族关系、新疆哈萨克族人口规模变迁及分布等。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风俗是认识社会面貌的一个窗口，而社会变迁一直是社会经济史关注的重要问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利用详实的资料分析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日常生活习俗、婚姻习俗与丧葬习俗，纵向考察了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变迁，横向比较了中游地区的风俗与长江上游、下游地区的差异，归纳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风俗的共同特征，阐述了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对于民间风俗的深刻影响。

《方志学原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关于方志及方志学一些基本问题，如方志起源，方志性质、功能，史志关系等问题的分析阐述，也有关于方志编纂及管理方面的探讨。而且旗帜鲜明，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实有新意。无论是对于方志学研究还是方志编纂工作，都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富宁古史，文献载之不详。据学界研究，属古国者，归于句町。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收复滇国之后，属州者，归于益；属郡者，归于牂牁；属县者，仍归于句町。此后的句町之称，延续至唐宋改称特磨道。南宋政权陷落，归属广南西路宣抚司。诚如《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宋知特磨道侬士贵内附，立广南西路。领州三：富州（今富宁县城一带）、安宁州（在今富宁县西南）、罗佐州（在今富宁县东北）。”三州驻地皆在今富宁境或与之接壤。沿至元、明、清，富宁古史一直包涵在《广南府志》当中，没有独立成集。到了民国年间，陈肇基纂修的《富州县志》问世了，“由时任富宁县县长甘汝棠录呈省府（时间在1935 年1月至1937年7 月之间）”。于是，富宁没有专集史志的历史结束了。尽管《富州县志》没有付梓，但它毕竟是记录富宁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对于每一位富宁人而言，谁都感到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有意义的事。对于中国地方志书文库而言，无疑又多了一件瑰宝璞玉。可以说，这件事就当地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因为《富州县志》没有付梓，除了当代具体经办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富州县志》问世之事。20世纪80年代，我高考初入大学校门，县人大常委会的李宾副主任说富宁史上无志，曾经邀约与我联名向县里报告编写县志。由于业余喜欢研究历史，在昆读书距省图书馆较近，我在查找地方文献资料时发现了抄自南京图书馆现存放于云南省图书馆的《富州县志》。我将这个喜讯告知时任富宁县文化馆长的林品乾同志，由他安排将《富州县志》抄写回县。尽管书中所载历史风物诸事较略，沿革部分仅仅只是涉猎到了明清的一段历史。但是，读毕全书，还是使人对富宁民国一段时期的历史沿革、自然景观、官府设置、官吏更替、执政理念、执政要绩、重要建设、重要物产、地方文化、教育发展、自然灾害、风土人情、风物风貌、语言文字、民族宗教、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等，有了粗略的领会和了解。说到富宁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沈氏土司对其地的治理。屈指算来，自北宋狄青所部于1053年镇压侬智高事件伊始，沈氏土司治理富宁地区850多年。其治所名称最大的区别在于“富州”和“土富州”或“普厅”和“土富州”的辨析。关于这一点，《富州县志》说得非常含糊：“富州，前属土知州管辖，其地分为四哨、九艽、十八夕。至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名曰‘广南府分防普厅塘经历’，故又名‘普厅’。其时土知州已移住皈朝，此富州初次之沿革也。”实际上，“土知州已移住皈朝”的时间并非因为“清乾隆三十余年添设汉官”，而是源于明末天启年间的李天保造反。此事，《清一统志》有载：“富州故城，在今州境，明洪武十七年建。崇祯中（公元前1628—1644年），土目李（天）保叛，逐土官，土官移居州东南境，地名皈朝，今仍居之。” 天启《滇志·粤西路考·旅途上》说：“富州居民千余家，习气类广南。酋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为其下李天保所据。明通出奔皈朝。”这件事，还载于《明实录·熹宗实录》、《徐霞客游记》等书。感兴趣的朋友，要了解沈氏土司为什么从富州城迁至皈朝的过程、历史年代和州名治所的变迁，切莫放弃这些书载资料的查找、阅读、分析和理解。同乡杨磊、农应忠先生拨冗编成的《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在这方面，很有见地地做了大量的注释和资料辑录工作。较之《富州县志》，内容更进一步丰富，历史更进一步清楚，范围更进一步扩大，参考价值更进一步提升，通俗性、普及性更进一步增强，读者群想必也进一步更多，影响面亦将进一步更广。编修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的目的有三：一是存史，二是教化，三是资政。身为富宁出生之人，受邀为《富州县志点注及资料辑录》作序，实乃人生一件有意义之事。不揣浅识陋见，写下如上感言，祈望读者诸君及史志方家不吝赐教。

《山西古代州县八景（插图本）》收编今山西行政区域内历史上有记载的反映当地（主要为州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古代八景及今昔变化。虽一些地方亦有十景、十二景等之称，但称八景者居多，故名《山西古代州县八景（插图本）》。各州县名称系明清时称谓，排列顺序依今山西省行政区划。八景之称始于宋，盛于明，现主要见于明清时所修地方志书中。由于时过境迁、景存景亡及八景编撰者喜好不一，历朝历代所载一地八景不尽相同，有增有减。《山西古代州县八景（插图本）》收编八景以清代中后期所列八景为主，部分州县因资料所限采用明代或清代前期八景。其他不同时期之八景除重复者外，则仅列其名不一一介绍。古代八景往往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尤其是历代八景题咏者很多，与八景交相辉映，其中不乏传世名作。《山西古代州县八景（插图本）》每景后一般录题咏诗一首，属名景、名诗、名作者则录二三首。同时，各州县八景均插图一二幅或古代绘画，或今之照片，主要选自历代地方志书。

故事，每个人都听过、看过；档案，对大家来说，也已不再是很陌生了。可说到档案中的故事，听过、看过的人可能就不多了。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稿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本弘扬新疆近现代历史上各族人民反帝爱国、团结进步、共同保卫边疆、开发建设边疆伟大精神的教育读物，也是一本对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与其他爱国主义教育读物相比，我感觉，本书有着明显的特点。它形式独特。书中的“图”，全部是用档案原件拍摄的图片，而“文”，则是根据图片档案撰写的故事。一图对应一文，图在文前，文说其图。每一篇故事，都是以档案为依据，在广泛查找背景资料的基础上，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的。这就使得它既是一本通俗读物，又是一部档案史料，不仅故事真实、可信，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通过阅读，我们既可以轻松地了解历史故事，又可以通过档案原文，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它内容丰富。书中故事所依据的档案，有的是文字，有的是照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有些在清代，有些在民国时期，有些在新疆和平解放后。故事内容，有反映新疆历史上少数民族不甘外辱、挣脱束缚、毅然回归祖国的；有反映在外敌入侵、国内动荡的历史紧要关头，少数民族宗教人士、上层人士协助中央政府抗击外敌，平息叛乱，维护边疆稳定与祖国领土完整的；有反映在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新疆各族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有反映新疆和平解放以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帮助、支持下，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

本书出版的意义正基于此。作者二十多年从事彝文化研究，运用一批丰富的、鲜活的、珍贵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对彝学进行重新诠释并加以剖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微观人手，向深度、广度拓展，探讨别人未曾涉及的问题或者别人虽已涉及，但本书有创见、有新意、有突破，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多数材料是首次公之于世。本书内容不乏珍贵原始资料，如奇特文字的考释，历尽艰辛才得以第一次面世。《彝族民间乡规民约》里的“禁赌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防盗碑”是当时民间面对社会治安的无奈之举。更可贵的是一个毕摩世家多少代人收藏的一批文契，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当契、杜契、退契、借约、报呈、入赘书、招子合同、退妻文书、出嫁文书、丧葬账单，解决婚姻纠纷协议书等，活生生地记录了一家七代人两百多年来的世事沧桑，反映了一个彝族地区的经济生活、民间民事活动，婚姻状况、社会生活的变迁。

《邵武府·延平府：林海文薮》整体地审视八闽文化。生动记述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八闽古村镇的风貌、古建筑、民俗风情、特产、名人名胜、文物古迹，也着力探讨了海峡两岸特殊的因缘关系，记录古村镇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重要事件。不光描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更侧重借助村镇这一载体，探索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