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铜陵县知县李青岩等修、丁卯经魁史应贵等纂的《铜陵县志》付梓问世。全志共14卷，约34万字。从卷之一至卷之十四，依次分为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官署、官守、学宫、武备、户口、田赋、积贮、坛壝、庙宇、乡耆、风俗、坊表、选举、武科、资选、征辟、封荫、名宦、乡贤、乡宾、政事、忠贞、孝友、笃行、义行、文学、隐逸、游寓、列女、方伎、仙释、兵氛、祥异、古迹、艺文等类目，体例比较完备，资料比较翔实，记述比较详明。该志书先后三修，历经10年，成书不易。乾隆十二年（1747年），铜陵明经朱良珍偕子贡生一澍、孙文学枋捐资修志，未能成稿。乾隆二十年（1755年），朱成阿就任铜陵县知县，“嘉朱生父子祖孙，持志不替，牒申上台延邑中绅隽，设局重修”（见朱成阿《铜陵县志．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夏，钱金殿“五奉檄摄铜篆，参谒郡台，谆谆以邑乘为谕。适前令长朱君移交志稿，披阅周环，知其增删更正，一秉宪规。”“爰集纂修采访诸绅士诣五松书院，按条审定”（见钱金殿《铜陵县志·序》）。是年，李青岩就任铜陵县知县，“越数月，朱生一澍以新修县志进，且日：“此前尹单、朱二公，先后详请各宪与邑中绅士修之，前署篆钱公加审订焉，历十载始克成书。生将出资囊，付剞劂，愿丐一言以为序。”“予于是书，幸得荟萃而观纂修之成，朝夕披览”（见李青岩《铜陵县志·序》），“澄心考核，用登梨枣”（见钱金殿《铜陵县志·序》）。该志书的慎始慎终刊刻问世，为我们今日铜陵留下了难得的宝贵史料和文化遗产。该志书纂修告竣，知县朱成阿功不可没。在理论原则上，他认为：“夫史与志，其义无同而体裁微异，国史美恶备书，邑志则纪美不纪恶。虽日善善，欲长以示风励，顾美不可掩，美更不可溢。掩美则乖彝好之公，溢美则蹈谀闻之伪。扶风称龙门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肤，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信斯言也。”在修志实践中，“搜罗从前各旧志并府志，参考互证，去伪存真，别疑似于毫厘，晰是非于微渺，指日告竣，可以传信将来。其间所载名山大川、赋役土产、城垣衙署、祠庙坛宇之类，皆可以参考订正。”并“与采访诸士约，恪遵宪檄，增删更正，矢慎矢公，勿遗勿滥，庶补前事之阙而折其衷”（见朱成阿《铜陵县志·序。又识》）。纵观是志，可见古人修志之敬业精神与学识水准。

《重刊兴化府志》体现鲜明民本意识，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民本思想好教材。作者周瑛、黄仲昭在《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的《户口考》里说：“国以民为本。民数登降，国本安危系焉。昔《周礼》：小司寇掌民数，凡男女生齿以上皆书及。三年大比，献民数于王，王拜 受之。所以重民数者，重国本也。后世有国家者，皆欲民数登盈，而不知所以致此有三大政焉：一、不作大征伐，二、不起大刑狱，三、不兴大徭役，则民乐于有子，而民口蕃矣。若句践谋为生聚，而区区于束帛系犬之慰劳，抑末也。至于急功赏，而户口或至于妄增；避徭役，而户口或至于斯隐，其责则在良有司焉耳。今采自宋以来，考其数目，稽其盈缩，作户口考。”其中，“国以民为本。民数登降，国本安危系焉，”认识深刻；还提出人口增长三大防范：“一、不作大征伐，二、不起大刑狱，三、不兴大徭役，则民乐于有子，而户口蕃矣。”见解精辟。这种民本思想随处可见，因而《重刊兴化府志》成为莆田现存最古的府志便不是偶然。　引人注目的是，《重刊兴化府志》用两卷篇幅编写《官监》，对本郡历史上地方政府官员作为进行评论，指出功过得失，说明作者十分重视地方政权骨干力量建设。《吏纪四》说：“《书》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传》谓：‘水能见人之妍丑而已，民监则其得失可知。’予修《吏纪》，既合古今郡县官为之年表矣，复因其行业可考者稍为分类，而立《官监》，一曰治行，二曰治材。治行者，以行为主而推之治也。治材者，以材为主而推之治也。是其所主虽有不同，要之，利泽及人皆可法也。今夫行业皆在是矣，观其迹。”作者阐明“民监则其得失可知”道理，并指出“利泽及人皆可法也”。其编写《官监》目的在于教育本郡政府官员，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牢固树立民本思想，继往开来，多为兴化民众办实事，做好事，这种期许从本书几例对官员评价进一步体现。

《灵璧县志》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县马？发起纂修，后因人世变迁，修志中缀。直至康熙十九年夏顾勤墉到职后，终将纂成， 前后历时八年。《灵璧县志》为16K本，共分8卷，后附《外纪》1卷，约16万字，点注成书约85万字。分别为舆地志、食货志、河防志、秩官志、学 校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全面记述了上起事物发端、下止清康熙十三年约两千年间灵璧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情况，将上下两 千年古代灵璧社会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今人面前，为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明清时期是云南藏缅语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藏缅语各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的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云南民族关系的缩影。也正因为如此，写作这样一部专著，有着很多的困难。但伍莉同志知难而进，用5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成了《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一书，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调查材料为主要依据，对明清云南藏缅语民族之间、藏缅语民族与其周边其他民族之间复杂而又精彩的民族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较为透彻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论述了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藏缅语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与汉族相互离不开的生动史实，进而分析指出了明清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资料翔实，分析透彻。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为推进藏缅语民族的研究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当然，因为藏缅语民族分布甚广，因而只从云南的角度来研究云南藏缅语民族的关系，难免会有不足。因此，希望伍莉同志以此书为起点，扩大研究范围，从西南乃至全国的角度来看云南藏缅语诸民族的相互关系，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这既是我的希望，也算是我们的共勉吧！

“广州旧闻”是《南方都市报》的品牌栏目。本书着眼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回眸那些曾经走在广州街头的人、发生在街头的事，记忆那些曾经生动、曾经流淌的旧闻，回味那二十年里，可爱的广州，广州的可爱。　他们对历史信息如抽丝剥茧般的深度发掘、现实阐释和意义解码，重构了一个更加清晰柔软的南方都会的风情与风骨，打捞出了这座城市真正迷人的人文气息。

《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套装共4册）》主要内容包括：《平凉文物》、《平凉名胜》、《平凉人物》、《诗咏平凉》。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撰的“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平凉文物》《平凉名胜》《平凉人物》及《诗咏平凉》业已告竣，即将付梓。这套丛书，具有一定的史学含量、文化品位和社会认可度，它的出版，对于充分反映平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示平凉丰富独特的地域优势，以及借助历史文化品牌之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平凉，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华之地。早在20万～3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3000多年前，生活在泾河流域的周人先祖创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农耕文化，出现了“沃野千里，水草丰美，牛羊衔尾，群畜塞道”的田园画卷，从而也开启了华夏农业文明的曙光。大量考古和史料证明，平凉是先民们在黄河中上游走向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秦汉以降，由于这里一直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之西北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东段重镇，且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士农工商无不发达，建府立州，安营驻军，素为朝廷所倚重。特殊的人文结构和地理位置，使平凉曾经在传递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丝绸古道上中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千百年沧桑岁月的积淀和一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熔铸了平凉悠远、深厚的历史文化——古老神奇的成纪文化、兼容并蓄的崆峒文化、瑰丽多彩的西王母文化、博大精深的皇甫谧文化，领异标新，相映生辉，启迪着民族的心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撩去历史的烟云，不难发现，漫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除了蕴藏并传承于人的血脉精神而外，总会以一定数量的物质的形式留存在其演进的土地上，譬如文物，譬如古迹。仅以文物而言，在平凉境内就有仰韶、齐家、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46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个，馆藏文物3万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96件。其中泾川县大岭上距今约20万年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界确认为甘肃之最早；出土于泾川泾明牛角沟距今5万年前的“泾川人”，比北京“山顶洞人”还早；静宁治平古成纪遗址，是早于黄帝的人文初祖伏羲氏的降生地。特别是出土于泾川县大云寺的佛祖舍利金银棺，灵台县的西周青铜器、玉质人佣和南宋货币银合子等文物，代表了中华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度，被誉为“中华文物之最”。

人类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传承和发展的，除了民间存留的一些传统观念和风习外，在历史嬗变中存留下来的各种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包括石刻、纸本、音像、口碑等）和遗迹、遗物（遗址和各种实物等），是其赖以保存并传承、发展的唯一途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文献和遗迹遗物，我们就丧失了记忆，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无法积累知识，更无法把握现在，面对未来。

《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可说是一部“都江堰学”基础资料汇编，将早于清末的各种古代文献中有关都江堰的资料汇集成册，尽量做到少有遗漏，以供研究者参考使用。所录内容，主要是工程建设和管理历程、制度、得失方面的记述，以及堰功人物的传记，堰工、堰务方面的讨论、探索、研究等。涉及古堰建管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人文表现等，也适当钞录。

《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的宗旨是为上海档案史料的开发、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上海档案史料研究》论丛不定期出版，每年一至两辑，每辑字数约30万字，栏目分专题研究、口述历史、档案指南、档案架等。《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3辑）》为其第三辑。

《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以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州盐商之兴衰及影响为核心线索，以细腻的笔触再现扬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为国外明清史、城市史、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新近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