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志
-
蒋介石成败录徐骏华著蒋介石以王阳明为榜样,以《王阳明全集》课子;又视曾国藩为“祖师爷”,以《曾文正公家书》子。王与曾均为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之不二奇才,蒋氏父子自只能“心向往之”,文不能及,武亦不能及……成也反思,败也反思,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人说蒋介石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李宗仁说得更是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 -
环城志青浦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一、本志编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载环城的历史与现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二、本志遵循“通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按分篇内容而定,一般始自事实之发生;下限止于2000年,即环城镇建制撤销,个别叙事作必要的延伸。三、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贯史实”的编写体例,分编、章、节、目4个层次,并明确标出级别、序次、题目。全志共设6编30章137节。概述和大事记冠于全志之首。四、全志文体为记叙文。采用图、志、表、传、录等几种形式记载,志为主体,述而不论。图片和照片置于卷首,表格随文设置。五、志书取事范围一般为现辖区内,为全面反映历史和现状,历史上曾是环城镇辖区的,也作适当记载。六、纪年方法:历代纪年,采用旧纪年著录,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全用公元纪年。七、在纪述中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机构,按一般习惯称呼,不另加政治眭定语;涉及其人则直书姓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新旧社会的分界,以青浦解放为准。八、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不专列章节,或溶入有关条目叙述,或散见于大事记中。九、志书文字、标点、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书写一律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十、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机关档案室、各村、企事监单位提供的史料;1985年编写的《环城志》初稿、《青浦县志》和行业志资料;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鉴别后采人。解放后的统计数字,大部分采用镇统计部门经济历史资料。货币按1955年3月的人民币计数。 -
维多利亚女王(英)G.L.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著;罗卫平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年出生,是乔治四世(1820年~1830年在位)弟弟肯特公爵爱德华的千金,母亲出自历史悠远的德国名门萨克森·考伯皇族。维多利亚1837年即位,在位凡60余年,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其在位期间有“统御七海”之势,号称“日不落帝国”,国势最为强盛。不过,本书成为西方最著名的传记作品之一,主要原因还不是维多利亚的赫赫功绩,而是因为斯特雷奇(Giles Lytton Strachey)的出色描写。斯特雷奇是与汉威格、莫洛亚齐名的英国传记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维多利亚女王》是其最富盛名的作品,它与以往那种冗长琐碎、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传记不同,在他的笔下,高高在上、凛凛不可侵犯的女王,也是有凡人之七情六欲的可爱女人。作者从不包庇她的缺点,具有强烈的破坏偶像的个性。本书文笔优美、颇富文学趣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深远而冷静的英国式幽默。 -
新安文献志(明)程敏政本书共一百卷,分甲乙集;甲集六十卷,专收徽州本郡自汉迄明乡贤所撰之诗文;乙集四十卷,则兼收外郡人徽州先贤行实之文。全书共收文一0八七篇,诗一0三四首。百卷之前,先列有《新安先贤事畧》上下卷,上卷收列徽州籍各朝名人三二六人;下卷收列外地曾在徽州为官或寄居的名士一一四人。程敏政,字克勤,明休宁篁墩(今屯溪)人,时人称为程篁墩。程敏政自幼聪明好学,酷爱读书,从小就有“神童”之号。明成化二年 (公元1466年)殿式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博览群书,熟悉历朝典籍,多次参加明英宗、宪宗两朝实录编写、校正。任侍讲学士时,能联系实际讲解经史大义,陈述利弊,直言不讳,尽职尽责,受到朝廷器重,皇帝称其为先生。支书上称他“学问该博,为一时冠”。程敏政在文学上与李东阳齐名,传世之作有《宋遗民录》、 《篁墩文集》、 《明文衡》等。程敏政热爱乡土,关心地方修志,他编写的《新安文献志》,对研究徽州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蒋氏五兄弟窦应泰著眼见时代潮流及环境如此快速在变,而本党的领导群却在乎谋权位,互不相让,置本党理想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岂不令人痛心?而现今党内夺取斗争,也许可借妥协暂时平息,但妥协并非和谐,只是下一波斗争的伏笔,如此派系之间,人与人之间,周而复始的倾轧,不但使道理与纪律荡然无存,40年来奋斗成果也将毁于一旦。——蒋孝武《致国民党的一封公开信》孝武兄,两年多前,我们开始彼此接近的时候,……你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归宗”的事。我感受到,你认为这是一件该办而未办的事……我和孝慈都认为,这件事的发展,要让它越自然越好。——章孝严《致蒋孝武的一封公开信》蒋孝勇:父亲一过世,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我晓得台湾要变,会变得和父亲在世时不一样,所以我就决定要出去。我的心愿是,蒋家的过去和中国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总是要有个结束。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为蒋介石之孙、蒋经国之子;章孝严、章孝慈也是蒋介石之孙、蒋经国之庶出。台湾蒋氏三兄弟作为蒋家王朝的第3代并未继承蒋介石政权,个中颇多曲折。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虽然在台湾,在蒋经国的荫庇下生存,但漫漫的认祖归宗道路使他们兄弟的人生价值也发生了变化,兄弟俩致力于两岸的统一,出力颇多。大陆奉化蒋氏族人,已同意章氏兄弟认祖归宗。其中详情如何?本书将叙述五兄弟的曲折人生,折射蒋氏家族消亡前后的特殊历程。目录:第一章蒋介石长孙的诞生出生在苏联的爱伦蒋孝文眼中的溪口小镇第三代的“从军梦”第二章无缘成为“将军”的蒋孝武第二个来军校镀金的蒋家子弟在德国求学时就谈上了恋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情治机关第三章蒋孝勇和章氏昆仲“将军梦”破灭与商海弄潮(1)苦水里泡大的难兄难弟第四章不能继位的蒋孝文蒋经国生前的最大憾事:长子成废人最后一餐竟是父子永诀美梦因意外车祸化为泡影枪击李之楚事件蒋孝文与徐乃锦第五章危险的仕途不要轻看一个“小秘书”性海警告:“官场困厄就是晋升太快!”“江南案”葬送了二公子的仕途第六章权贵子嗣的不同境遇生活在另一种境遇中的蒋家骨肉衣钵是否传承,曾让蒋经国备费心机“外放”新加坡是无奈之举第七章蒋孝勇远离台湾寻找“鸟儿不生蛋”的栖身之地是公子哥,还是创业者?在陌生的冰雪世界?往日的浪漫都成了历史第八章54岁,病殁早逝正英年“飚车癖”莫非也与家族有关?埋在阳明山上的孤坟王升与蒋孝文之死第九章艰难的“外放”生涯在日本仍无法逃脱台湾的困扰章氏弟兄的心路历程蒋孝武:“有一线希望也要回台湾!”第十章履新岂知祸将临宋美龄曾对他寄予厚望最后一游慧济寺在就任新职的前夜猝然死去第十一章身后仍有余波在章孝严为蒋二公子鸣不平蒋孝武与“竹联帮”的恩怨情仇第十二章思想活跃的蒋家后裔第一个来大陆的蒋家人蒋孝武之子发誓远避政海第十三章相逢在病榻前的章氏兄弟章孝慈北京病危北京全力抢救蒋家后代章孝严打破台湾禁令第十四章章孝慈之殁从北京飞台北咫尺成天涯撒手西归,认祖归宗成断梦第十五章蒋孝勇罹患食道癌给旧金山的妻儿留下遗书最后看一眼奉化的山山水水遗骸安葬在美国红木市第十六章章孝严奉化归宗蒋家最后一个从政者淡出政坛溪口镇上的百年盛事 -
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樊明方本书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历史资料,系统、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书中详细论述了唐朝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其中重点论述了清政府对该地区的有效管辖以及中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唐努乌梁海一带中俄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有力地论证了唐努乌梁海是中国领土。在此基础上,本书详细论述了以下问题: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在该地区所进行的各种侵略活动,中俄两国政府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收复该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控制了唐努乌梁海并于1944年将其兼并。书中附有关于唐努乌梁海的珍贵历史资料。 -
刘书田传刘冠三,盘石,张磊生著本书详尽介绍了刘书田从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水电建设领导者,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概括了他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刻苦学习、担当重任、敬业奉献、肯动脑筋等品质。书中对人物、事件进行了客观的描写和较详尽的记录。 -
罗斯福(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著;孙天义等译本书主要是讲述中国一代开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生中伟大的事迹和伟?蟮恼ǎ媚轿坏亓私庵茏芾砀呱衅返潞透鲂憎攘σ约巴饨荒芰Φ确矫妗T腹愦蠖琳呦不丁?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1弦岛蟾叭毡厩笱В冀哟ヂ砜怂贾饕澹枷敕⑸匾邸?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编篡委员会 编纂《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志》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指导,坚持“四个维护”,坚持求实存真,史有所稽,事有所考,注重客观性、科学性、知识性,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力求确切地反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本来的真实面貌。全志贯通古今,力求反映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历史和现状。所记事物,上限自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断至2004年。为记述完整,特殊事物的下限延至2004年。大事记为全志之经,所载内容是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以表明大寺历史发展的脉络。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本志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文,除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一律以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钦定八旗通志李洵[等]主校点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的社会制度,前代未有,后世也无。清朝重视八旗制度,先后编修了两部《八旗通志》,为加区别,称前书为《八旗通志初集》,后书为《钦定八旗通志》。两书内容详细、系统、全面、完整,是研究清代旗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俗、氏族、制、教育、宗教等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者必备的经典著作。其前书,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校点出版;其后书,清代的刻本,印数少、卷数多、未加标点、没有索引,广大读者借阅不便,查检困难、甚感头痛。吉林文史出版社新近出版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得到学者的好评。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女真狩猎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的,初制为四旗;到万历四十三年,析置为八旗,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满洲制度。后发展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为清朝完整的重要社会制度。八旗兴则清兴,八旗衰则清衰。八旗制度对于清代历史、满洲民族之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了解八旗制度,就不了解清史,也不了解满学。八旗制度的深入研究,是清史、也是满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八旗通志初集》于雍正五年(1727)敕撰,鄂尔泰等修,乾隆四年(1739)刊印,共254卷。其记述始于满洲肇兴,迄于雍正十三年。《八旗通志初集》以八旗兵制为经,以八旗法令、职官、人物为纬,有卷首、志、表、传四个部分。志分为旗分、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志,表分为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选举八表,传分为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列女八传。志、表、传的体例,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志以事系史,表以年系人,传以人系事,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但存在缺失:有的项目同而内容相违、体例同而史事不合。其艺文志,收帝王敕令、臣下奏议,阙八旗人之著述,违传统体例,且名实不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提要的是《八旗通志初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却是《钦定八旗通志》。这是因为纪昀等撰修《四库提要》时前书已成,而后书未纂;待缮录《四库全书》时,后书已经告成,誊录编入,按架归函,故而出现《四库提要》与《四库全书》目先书后、相互B77C BE6A的现象。《钦定八旗通志》于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纪昀等修,嘉庆年间成书。此书实际上分为御制诗文12卷、志120卷、传149卷、表69卷、其他4卷、目录2卷,共356卷,“著一代之宪章,垂奕世以法守”。先是乾隆三十七年敕纂《四库全书》,命修订《八旗通志初集》。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帝批阅四库馆呈进修订后之《八旗通志》,发现该书有严重阙失:人名、地名、官名满文记载,不注汉文,后人难以“开卷晓然”;馆臣办理疏漏,修订无多,“是钞史,非修史”。乾隆帝驳回呈稿,谕“著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馆总裁重加辑订”。于是《八旗通志》开始重修,至乾隆末,基本完稿。其间经乾隆帝多次抽检,馆臣反复勘EC21,不断修订、抽换、增补、缮录,直至嘉庆间告竣,装匣插架,收入四库。其记事始于满洲肇兴和八旗制度创建,迄于乾隆六十年。两书的关系,《钦定八旗通志》是在《八旗通志初集》的基础上纂修,既有同,又有异。所谓同,两书时间上限一致,编写体例相似。所谓异,两书的时间下限、内容结构、资料取舍、范围规模等有所不同。后书较前书增加102卷,多出200万字,共600余万言。特别是补续乾隆朝六十年之八旗史事。然而,前书纂修在先,有开创之首功;后书重纂继续,集资料之大成。所以后书不是前书的续编。其史料来源,就点校者征引所见,有六朝实录、康熙会典、六科史书、御制文集、盛京通志、上谕八旗、旗册、会典等书,也采摘了大量八旗档案和地方文书。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宗人府、六部、国子监的原档和八旗将军、都统、省府州县衙的来文来册,以及诏诰、上谕、奏疏、诗文等。表的主要资料来源,有玉牒、封册、诰命、世爵世职敕书及地方名宦册等。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国史列传、实录、史书及各旗册、旌表册等。上述档案文书大多散佚,赖《钦定八旗通志》得以保存,其史料价值,更弥足珍贵。由此可见,《钦定八旗通志》既是清人纂修的一部八旗史,又是一部关于八旗的史料集。这对于研究清史、满学,尤其是研究八旗制度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分作四点,略加评述。第一,分段标点,方便读者。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影印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校点本《八旗通志初集》。但《钦定八旗通志》一书,经点查现藏:稿本残缺、殿本珍善、四库本难求,读者急切希望出版一部校点本的《钦定八旗通志》。八旗研究成果之所以不丰,同研究者查阅《八旗通志》困难攸关。最近国家开始纂修大型《清史》,满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八旗研究又一再升温,所以二百年以来第一次出版标点本《钦定八旗通志》,正逢其时,恰当所需。这项学术工作,更具重要意义。此次点校《钦定八旗通志》的主要工作是:分段、标点、校注、索引。其分段,便于读者阅览。其标点,虽方便读者,却似易实难。古籍的标点,或难于疏解。清人姚鼐曾言:书籍“圈点启发人意,甚于解说”。校点古籍,功力不深,态度不慎,鱼鲁不辨,臆断文意,贻害读者。标点古籍正如鲁迅所言,“往往害得有名学者出丑”。此书的标点,更多一层满洲、蒙古人名、地名、官爵、衙署、赐号等满、蒙、汉文翻译之难。故而标点尽量谨慎;力求避免误点破句,表现出校点者与编辑者的严谨态度。第二,精校精印,惟慎惟微。其校注,见功力。本书以嘉庆内府武英殿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参证《清实录》、《清会典》、《八旗通志初集》,以及文献、档案等,并汲取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校勘、注释。正如前贤所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可妄加雌黄。”由是,本书校点者规定“三勤——勤思、勤查、勤问”和“慎改——校出之讹、误、衍、脱,必查实根据,亦必出校勘记”。此项校点工作,“其底本之缺行、漏段,词序颠倒及讹、误、衍、脱之字,均据校本予以补足、理顺、勘误,并出校于所校补之段、行、字词下,加校改顺序号,按号作注,置于卷末”。对于书中新旧体字如争、FDA2,异体字如误、FDA3,古今字如B050、侄,通假字如闲、B15F等,均“以仍其旧,不做改动”。至于简化字表中异义归并之字,如CACA、适(适音狄),术、术(术音朱),叶、叶(叶音谐)等,“校本中皆离析还原”。据笔者统计,《八旗通志初集》仅出校勘记164则。《钦定八旗通志》的校勘,做得更多、更细、更广、更精。经笔者统计,全书共收录校注401则,其中第285卷25则、第283卷24则、第284卷22则。勘误校正,举其例如:“回子营”误作“回子劳”、“冤抑”误作“冤仰”、“满达海”误作“海达海”、“侍卫”误作“待卫”、“谕曰”误作“E222曰”、“乾隆”误作“乾乾”等,甚至于“明总兵祖大寿以锦州降”中的“锦州”误作“荆州”,均加以校勘,并出注依据。全书印装精美,厚重典雅。第三,志传索引,嘉惠学人。《八旗通志初集》中的人物传记,凡122卷,收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3977人,列女3308人,共计7285人。《钦定八旗通志》中的人物志记,凡149卷,入传满洲、蒙古、汉军旗人3409人,列女15997人,共计19406人。两书累计共收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7386人,列女19305人,总计26691人。其所收人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国史》、《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等书所不及。《八旗通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八旗人物传记。但志中或传中人物,分散各卷,头绪纷杂,查阅检索,非常繁难。而《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也没有收录《八旗通志》中的人物志传。此书将《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两书的正传和附传人物7386人(列女除外),加以排比,做出索引。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八旗通志初集·人物传索引》,下篇为《钦定八旗通志·人物志索引》。每篇分列出汉字姓氏笔画检索和汉语拼音检索。每传主之下列出名字、姓氏、旗分,并注明校点本的册数、页码和原底本的卷数、叶码。有歧义者,加注说明。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仅此一项,功莫大焉。第四,选择版本,反复EC21查。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抢救民族古籍,适应学术界之急需,乃着手组织人力,整理校点《钦定八旗通志》。整理古籍,版本为要。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八旗通志初集》,系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所藏缩微胶卷,因胶片断缺,而出现白页。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则以嘉庆年间武英殿刻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为校本,遴选版本,更为精当。如果说《八旗通志初集》是一部八旗制度的资料 长编,那么《钦定八旗通志》则是一部八旗制度的专史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更为可信的八旗资料集,具有很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本书的点校工作,由李洵、赵德贵先生等任总校点,先后有50余人参与其事。他们态度严谨,学风严肃:“前不愧对古人,后不贻害来者。”本书的校点工作,开始于1986年。工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历时五年,完成点校;继是五年的繁体竖排;再是六年周折;最后是复校、定稿、出版。此间课题组人员与出版社编辑,分别校对清样,先后达12轮(包括对红)。仅两位主校点者,即对照底本、校本通校了3编。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的校注出版,多历磨难,总算问世。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整理出版历经十七春秋,至诚精神,实在感人。精校精注,精印精装,秀于书林,惠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