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湖北文史（2019年第1辑总第106辑）》是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征集整理编纂的系列文史资料之一，以亲历者回忆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有关的“三亲”史料；涉及工业、农业、科技、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等。

沙河村属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榆关管理区办事处管辖，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中国·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村志》设综述、大事记、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等22个分目，共20余万字，图片260余幅。内容囊括沙河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如实反映了沙河村的历史和现状。

《近观香港》收录作者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专栏“求真集”等上面的时评文章，写于1995—2001年间，正好涵盖了香港回归前后zui关键的6、7年时间。在回归风雨之中，在错综复杂的情势下，这些文章或针砭时弊，或辟谣求真，或抨击错谬，或宣传内地，或说服港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旗帜高扬，爱憎分明。在当时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发挥了主流舆论阵地的配合作用。在今天，本书仍有较高的价值，值得我们思考与总结。 文章收入本书时，作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类和修订。全书分为八个部分：一、风雨回归路；二、祖国，我们回来了；三、永远的回归；四、把腰挺起来；五、香港zui坚强的后盾；六、真假与对错；七、港台关系；八、外部势力的觊觎与干预。

《惠农年鉴（2017）》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石嘴山市惠农区2016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和基本情况，反映了惠农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成就，具有一定的年度特色、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全书指导思想明确，结构合理，编排规范，层次清楚，体现了年鉴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实用性，为各界人士认识、了解惠农提供了一部信息量大、准确度高的地情资料，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为开展对外交往、招商引资以及全民创业提供了窗口和桥梁。

《阳高年鉴》是中共阳高县委、阳高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由中共阳高县委党史研究室（阳高县地方志研究室）具体承办，组织搜集资料、撰稿编辑审定的一部全面了解今日阳高的综合性史料工具书。《阳高年鉴》作为一种地域性史册和信息载体，逐年记载阳高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科技、军事、法制、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及新成就、新进展和新经验。它具备时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密集性等，为读者了解阳高提供可靠的基础信息和线索，且为续修县志提供较为详尽的史料。《阳高年鉴（2018）》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力求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统一，秉笔直书，如实录史。《阳高年鉴（2018）》的记事断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特载内容中县委、县人大、县人民政府、县政协等工作报告中涉及2018年部分，增强年鉴所载内容的时效性。有的资料范围突破2017年范围。

《吴庄子村志》全面、系统地记述吴庄子村自建村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与现状，主要突出改革开放和民计民生，努力用客观鲜活的史料揭示吴庄子村的发展规律，体现其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力求科学性、著述性、资料性的统一。《吴庄子村志》充分展示了吴庄子从一个“临海、濒水、十年九涝”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穷村”，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逐步建设成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渔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工农联合型现代化村庄，让群众得到实惠较多、社会安定和谐的先进村。

新疆位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有着悠久丰厚的历史和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其古称西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特征，使这里很早以前就成为人类生息繁衍之所，系东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重要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为标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通史·图录（先秦 秦汉）》以图片为主，专文为辅，按时间顺序，以图证史，用大量的文物图片，对新疆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2017年8月，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间奇迹塞罕坝》图文并茂，讲述了塞罕坝作为皇家猎苑的历史、塞罕坝林场建设者的艰苦创业故事、塞罕坝丰富的生物和水文资源等方面内容，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金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来为文化礼仪之邦，素有“小邹鲁”之美誉。《金华记忆2018》以全新的社会发展视角、创新的主题分类、图文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和盘点2018年金华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反映金华的贡献和发展成就。《金华记忆（2018）》意在加强“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用存史录史的方式记录年度金华社会的现状、变迁和发展轨迹，突出“2018年金华贡献了什么”这一时代命题，从档案的角度记录当年金华鲜活的集体记忆，领读者在阅读中更真切地领略金华力量的风采，感受金华精神的魅力。

方志是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它是国史的基础材料，犹如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它是时代的毛细血管，可窥见大众百姓的脉膊跳动。方志文本分门别类，取材真实，内容丰富，剪裁得当，保存了相当复杂多样的社会信息，是研究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我国历代地方志八千二百多种，每种都注明卷数、版本、纂修者及藏书单位等信息，便于使用者参考阅览。历代《涪州志》即是中国方志的组成部分。涪陵地处长江、乌江交汇处。地连五郡，舟会三川，百物辐辏，人文畅茂，自古为水陆要冲，商贸名城。《禹贡》记载属梁州之域，战国为巴子国都，秦置枳县以来，历代王朝都在此设郡、州、县等治所。具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的涪陵，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历代的涪陵地方志都有较为详细的辑录。涪陵的地方志书，可考的始于北周。散见于史册的有北周的《涪陵地图记》，唐代的《涪州图经》，宋代的《涪州新图经》《涪陵记》《龟陵志》《龟陵新志》等八种。明代有《涪州志》两种。清代有官修《涪州志》五种。可惜由于朝代更迭和其他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动荡，清康熙之前所修的地方志书皆已散佚，对了解、研究涪陵地方史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中国有盛世修志的传统，历朝历代帝王对修国史相当重视。一方面，新王朝建立，即修前朝史，一朝一朝延续下来，成为惯例。另一方面，各地方官员对修方志也异常热情。康熙以来，先后担任涪州知州的董维祺、郭宪仪、多泽厚、徐树楠、德恩、吕绍衣等就亲自主持过《涪州志》的修纂工作。据文献记载，涪陵自明嘉靖以来，已有明嘉靖三十年《涪州志》，清康熙二十二年《涪州志》，清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清乾隆五十年《涪州志》，清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志》，清同治九年《涪州志》，清光绪三十一年《涪州小学乡土地理》（又名《涪乘啟新》），民国十七年《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等八种方志。但长期以来这些宝贵的地方史志资料因印数有限，藏本奇缺，已经作为古籍文物加以保护，极少与广大读者见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历代方志也只是极少数修志人员有条件参阅，因岁月流逝和保护手段有限，加之古籍图书纸张发黄易碎，有些古籍孤本几近毁损。这一方面有可能造成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又对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本土历史知识，增加历史学养，培养爱国爱乡的情感造成了无形的隔膜和障碍，方志的赓续文脉、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