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杭州口述史专家曹晓波近年来采访撰写的口述体文章为主的文集。其中有曾在《杭州日报》“倾听”和“城纪”栏目发表的部分文章，此部分入选时均有较大改动。书稿约40万字，尽量保持口述文字的美感，保持口述的真实性，保持口述人对历史的表述，见微知著地折射时代，通过档案般的口述文字让后人感性地了解到过往的历史，雅俗共赏。

《南京名志导读（专志篇）》精选南京历史上著名“专志”14部，包括《摄山志》《南汤山志》《秦淮志》《运渎桥道小志》《后湖志》《浦口汤泉小志》《明孝陵志》《金陵园墅志》《南雍志》《金陵梵刹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龙江船厂志》《莫愁湖志》《钟山书院志》。“读志、传志、用志”是方志学的内在要求，“读志”是“传志、用志”的前提，《南京名志导读（专志篇）》的编纂出版正是为了贯彻落实好“读志”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近70年，各族人民创造出无数经典。这其中，大庆石油会战无疑是众多经典中浓墨重彩的一笔。60年前那场石油会战中涌现出的语言、行动、品格、作风、理想、信念，历经岁月洗礼依然熠熠生辉，特别是那些经典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令大庆乃至中国石油人，扬其为旗帜，凭其为力量，聚其为灵魂，更是薪火相传，与时俱进，为新中国点亮石油之光，托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大庆经典：那时·那话》每一篇史料和故事都经过精心选取和贴近生活的再度创作，并对部分历史进行了详细核实，愿《大庆经典：那时·那话》不仅仅成为面向油田、面向社会传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希望通过《大庆经典：那时·那话》，能够帮助广大青少年认识大庆、了解大庆、走近大庆，从这些真实的故事中受到一些教育和启迪。

《钱塘江文献集成（第14册 钱塘江明清实录史料）/杭州全书》分上编《明实录》、下编《清实录》。内容包括：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穆宗实录、神宗实录、崇祯长编。

《钱塘江文献集成（第13册 钱塘江史书史料2）/杭州全书》包括：元和郡县图志、初学记、艺文类聚、舆地广记、太平御览、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纪胜、大明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

本书是关于上海城区发展历史的专著。本书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城隍庙、十六铺、外滩、江湾、闸北、淮海路、静安寺、徐家汇、提篮桥等16个城市空间，通过对这些城区空间和文化演变的历史研究，还原近代上海城市是如何生成、演化与推进的；同时展示各城区的功能、特点与历史细节，并叙述各个城区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文化，从而重构上海城市的历史演变，呈现上海城市复杂斑斓的风貌。通过研究这些城区来认识近代上海的地位、作用和演变，重视对传统城区的保护工作，同时为当下和未来上海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一些预判的依据。

潮州广济桥是我国的著名古桥之一，与河北赵州桥、福建洛阳桥和北京卢沟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本书以韩江的地理特点为背景，分为“广济桥史话”“佚闻传说”“与桥相关建筑景观”“粤税之大者无过此桥”“文征”等九篇，通过历史资料详述广济桥建桥以来的历史沿革，筑桥材料和技术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与广济桥相关的人文风俗、传说故事和文学创作，让广济桥的古今风貌跃然纸上。

《古村集镇/星子历史文化丛书》选取了星子近20个古村集镇，其中的古村或建村时间早，或村庄大，或出过名人，或历史上发生过大事；集镇则大多为凡史、志上有记载的。书中记录了它们已经消失或发生巨变的历史，它们曾有的清幽、诗意与辉煌，旨在留住传统文化的基因，唤起人们对家乡被遗忘的记忆，感触历史，凝聚乡愁。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富有政协特点的一项特色工作。为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满足社会各界阅读、研究、收藏的需求，包头市政协组织专门力量，从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编成《鹿野长河话包头》，以独特的“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史料视角，展现了包头波澜壮阔的历史，生动诠释了包头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鹿野长河话包头》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地方史料宝库，为社会各界和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

《顺治颍州志》是清代第一部专门记载颍州（今安徽阜阳》历史的志书，该书虽然较多借鉴了吕景蒙《嘉靖颍州志》的体例，但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主要记载颍州的内容，较少涉及下辖颍上、太和二县。其二，保存明代资料较多．特别是关于崇祯八年颖州被农民军攻破的过程和士民被杀戮的记载，都是珍贵的明代文献。其二，收录了较多文学作品，具有文献辑佚和校勘价值。整理者对《顺治颍州志校笺》的贡献是努力恢复了《顺治颍州志》的原貌。《顺治颖州志》目前仅有一种版本傅世，即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三处的藏书为同一刻本，虽皆有不同情况的残缺，但相互对照与补充后恰好可以恢复图书的完整面貌，非常令人惊喜。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整理者认真对照此前的《正德颍州志》《嘉靖颍州志》和《万历颍州志》以及此后的《康熙颍州志》《乾隆颍州府志》和《乾隆阜阳县志》，同时参考《南畿志》《中都志》以及其余相关的文献，不但使书中相关人物和事件更加具体，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也有所补充。对于原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整理者也逐条加以考证和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