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管在世时间长短，白发苍苍的老人固然有丰富的酸苦辣的遭遇，即使早丧，总多多少少有不同的经历。凡是已经发生事，回溯到过去若干年月，都是往事。托尔斯泰认为：“生活是真实的东西。人所体验到的一切留在他心中成为回忆。我们永远是以回忆为生的。”（高尔登维塞：《在托尔斯泰身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不是亡国之君李煌，当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的往事不堪回首。每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往事有不同的看法。易安居士李清照：“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丈夫赵明诚外出时所感受的离愁别恨，她“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所以她感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宋高宗赵构用秦桧计，以十二道金牌召回抗金名将岳飞，岳飞叹息：“欲将心事付瑶？伲羯伲叶嫌兴！蹦纤吻枨蠛停锍尚椤Ｋ兄灸焉欤谛耐纯啵硐至硕酝督蹬傻募瞬宦础缎≈厣健芬允痉炊浴ＫΦ牡匚唬衙挥斜泶镄氖碌淖杂桑缓貌凰担兴耐履兀？史称欧阳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他因此屡遭贬滴。苏轼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势，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在《诉衷情》这首词里，感叹：“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咽，欲笑还辇，最断人肠。”虽然写的是歌女在封建社会中一肚子辛酸又不得不强为欢颜的悲惨处境，是不是也反映了六一居士内心深处的情愫？唐婉那首《钗头凤》所表现的“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也是写受迫害的女子内心的痛苦，如泣如诉，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在封建社会残酷的统治下，哪有表达心事想念往事的自由？即使表达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只好咽在肚里，瞒，瞒，瞒！有苦不能倾吐，那就更苦啦！人到老年，常常容易回想往事。但往事如烟。辛弃疾坚决抗金，和南宋统治集团中主张屈膝言和的人进行斗争，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提出抗金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不被统治者采纳，不断受到排斥与打击。南归后的四十多年中，他先后被免官闲居二十多年。他追念少年时事，自谦“或作”《鸿鹄天》，回忆青年时代率领部队抗金，生擒叛将张安国，突围南归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历史，可是壮志未酬，人却衰老：“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髯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平戎策，指《美芹十论》与《九议》，在词中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和愤满。代抗金名将所提的条陈，晚年的结果却落得个向邻居去学习种树。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吴潜，积极抗敌，屡次罢相，虽到晚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年将七十，捐躯效命，所不敢辞……”可见抗敌的决心了，但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抒发了时光流逝、人生易老、政治理想未能实现的愁恨。有的人也想回忆如烟的往事，又觉得“追往事，去无迹。”（刘克花：《贺新郎》或者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问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陈与义：《临江仙》）这表示对往事的感叹。总之一句话，往事难于回忆。因此，不想回首当年，“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位张先，徒然记得流逝的往事和后约，他感到空虚和迷惆。那我为什么要回首往事呢？十年浩劫当中，不断写了交代文字，在河南息县干校，还勒令我这个被称做“专政对象”的人写自传，越详细越好。我在私塾一直到青年会中学读书时，受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影响，每天写日记，记下所见所闻与对事物的评议，也记读书心得一类的内容，便于看自己成长的足迹。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家人怕沾惹是非，付之一炬，了无痕迹，从此我就不写日记了。因为从上海到延安又到敌后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扫荡”频繁，经常在流动中战斗和生活，很少有空隙时间记日记了。从延安到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编辑部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生活，纵然有时间，也不能记日记了，防备泄密。新中国成立以后，倒是可以记日记了．但是繁忙之极，有时要到夜晚十一二点才能躺到床上休息，疲劳不堪，哪里还有精力写日记呢？何况多年来养成早起的习惯，不管晚到什么时间休息，第二天清晨照例就醒了，开始创作，顾不上写日记了。清晨到上班以前，是我业余创作时间，雷打不动，只有出国访问例外。从1954年秋访问印度、缅甸开始，早起有时间便写日记，但也只记国外访问期间活动与所在国风光，很少写到自己。干校勒令我写自传，当时任务单纯，叫做“劳动改造”，时间比较富裕，这才有机会回首往事。像杜牧说的“事与孤鸿去”，或者像苏轼说的那样“事如春梦了无痕”。短暂回首，许多事情不容易记起，幸好自传偏于政治和思想方面，只须记其大要，无须详述，大约一万多字就把主要经历写出来了。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天空的乌云散去，迎来满天的朝霞，普照祖国山山水水，温暖了亿万人民的心窝，无不希望把浩劫十年所遭受的损失，用加倍努力把丧失的宝贵时间补偿回来。我也怀着这样的急迫心情从事创作和工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断忙于纷至沓来的一个接一个任务，已经回忆起的往事，渐渐淡忘了。大概是1979年吧，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来函约稿，按照编辑体例，凡健在作家，由本人撰写自传，推却不掉，又不能请编辑代笔，那就违背体例了，便匆匆写了《小传》应命，1980年3月13日写完寄去，编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于1981用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以为可以“过关”了。1987排年，又收到徐州师范学院编辑组来信，他们准备修改补充传略，体例规定，仍然请作家自己动手。这时，我正在写《长城万里图》长篇小说，如果中途被打断，往往要花许多时间准备，才能继续写下去。但自己已经写了《小传》，过了十年，需要修改补充，义不容辞，只好再次回首往事。1988年春天，在重庆曾家岩50？徘懊娴墓愠∩鲜⒅芏骼赐镜耐瘢约湍钏诠竦车厍斓技枘迅丛佣氛姆峁ξ凹ǎ被咕傩小缎禄毡ā反纯？50周年纪念活动，应邀前往庆祝铜像揭幕和报馆的节日。事后，由重庆乘船下三峡去武汉，在船上比较空闲，便回首往事，修改补充《小传》，寄给徐州师范学院。《新文学史料》编辑曾约我写自传或回忆录连载，迟迟未能应命，因为主要精力花在撰写小说方面去了，一时抽不出较多的时间回首往事，于是将修改补充的《小传》题名《简略的回顾》寄给编者，在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在这以前，《报告文学》月刊副主编傅溪鹏同志约我写回忆录，恳切希望支持，盛情难却，于是写了《重庆的岁月》与《在和平与内战的十字路口》，在该刊连载《报告文学》出到1989年第12期，寿终正寝。傅溪鹏没有像过去那样笑嘻嘻登门约写回忆录，我松了一口气，可以继续专心致志写小说了。但《新文学史料》编辑热忱约稿，常萦脑际，那篇《简略的回顾》过于“简略”了，算不上回忆录，我应该遵命抽出时间写回忆录，以报厚望；另一方面，我觉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埋进了历史的坟墓里，不值得重提，何必掘墓暴尸呢？而且，人到暮年，记忆力衰退与日俱增，纵然回首，也不一定完全确切，“去无迹”、“了无痕”的往事怎么下笔呢？“多少事，欲说还休。”真是“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不写也罢。可是编辑恳切请我写”回忆录，怎好再次婉拒呢？这时，我想起司马迁说过：“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我绝不是和司马迁相提并论，个人的往事，没有什么值得回首的，顶多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大海不拒细流，回顾过去是为了未来，鉴往知来也。我这个人“命途’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的道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些经验教训对后来者不是一点也没有参考意义，于是回首往事，执笔写来，或略或详，因人因事而异，不限于个人往事，更非纯粹自传，故称《往事回首录》。

贺龙同志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高风亮节，弘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贺龙的非常之路》系丛书“元帅的非常之路”中的一本，全书约20万字，共分30篇。作者是《贺龙传》编写组组长顾永忠同志。全书史料翔实，结构安排合理，详略得当，行文流畅，感情真挚。贺龙元帅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常活动”，实非易事。　《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遵照“史文结合，以史为主，文为史服务”，“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尤其是关于南昌起义、“文革”期间的记载，侧重叙述了他政治、军事生活“非常”、“困境”的一面，以夹叙夹议为主，史论结合，对贺龙元帅进行了恰当议论和客观评价，从而使读者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受到启发和鼓舞。

克里与布什不但在个性上有很大差异，他们各自的政策偏好也极为不同。克里的投票记录大多是“是……但是……” 或“不是……但是……”，主要是前者，即他经常在投赞成票的同时附加修正案或有所保留。他曾对民权、社会保障、肯定性行动、教育等问题感兴趣：1998年他关于教育的观点是——美国的教育体制是官僚体制，停滞不前，总有一天会“自爆”，建议取消终身教职，改革教师认证（资格）程序；1992年他说肯定性行动曾产生许多积极成果，但今天该认识到为它而付出的代价；他有一次还说，民权运动是“善恶的巨大搏斗”，但现在“民权运动的角斗场被律师所控制，决定胜负的规则既不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理解，又不为他们所同情”。他争辩说，肯定性行动“已经使美国按种族来思考问题”，它有助于培养一种“依赖文化”。此外，“存在一种实际上会导致种族主义的反向歧视的现实”。对于犯罪和贫困问题：他描绘了犯罪多发街区“不仅是被贫穷所统治，而且也被野蛮所统治”，犯罪率居高不下是“ 改善与白人关系的最致命的毒药”。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黑人的孩子17岁以前生活在双亲家庭的比率从6%升至50% 。他的观点有时有些保守，如“我们在1992年必须自问，这是否是我们国家心理变化的一种结果？就像有人争辩说它源自 60年代的自由放任，即从依靠自我变为沉迷和依赖政府，从关心别人变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沉迷），从公共责任变为公共放弃和混乱。”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他曾说社会保障不能支持下去，他呼吁进行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在反毒品问题上：他争辩说，美国应当向国际犯罪卡特尔组织宣战，如考虑射击被怀疑为贩毒的飞机，他还说，汽油税应当每加仑多收5角钱。克里的特点是在几个月内或几年内研究一些棘手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但与布什相比，他的缺点是他不能坚持不懈。他的不少观点在自由民主党人内部都属于异端，但投票时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不得罪基础选民，总是跟着主流走（如爱德华·肯尼迪）。

徐向前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徐向前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对共产主义信念无比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1919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投考黄埔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他经过观察、比较和思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政党，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1927年3月，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他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始终坚定执着。他豪迈地说：“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弥留之际，他嘱咐子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思想境界。徐向前同志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深厚的军事理论造诣，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打了许多大仗、硬仗和恶仗，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1年11月，他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采取“集中兵力，外线出击，围点打援，各个歼灭”的方针，先后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发展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1932年10月，他率红四方面军西征，行程3000余里，历尽千辛万苦，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他指挥了抗击敌20万大军的“六路围攻”，取得重大胜利。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指挥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斗，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解放战争中，他灵活运用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攻坚战等战术，指挥部队先后取得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山西全境。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他善于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和军队建设思想。徐向前同志治军严明，带兵有方，具有丰富的治军经验。他始终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他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重视部队的作风建设。强调在残酷艰险的作战环境下要“硬着头皮顶住”，能够“坚持最后五分钟”，练就“狠、硬、快、猛、活”和不骄、不躁、不馁的战斗作风。他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理教育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带兵、练兵、强兵的经验。他指挥靠前，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带动官兵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徐向前同志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坚持原则，具有坚强的党性。在长征中，他积极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党中央被迫率一、三军团北上时，有人不明真相，请示是否派兵拦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团结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文革”期间，他身处逆境，但不改初衷，对党仍无比忠诚。徐向前同志清正廉洁，作风民主，堪称全党全军的表率。他一贯艰苦朴素，勤俭办事，家风清廉。他保持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位高不自傲，功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谦虚谨慎，从善如流，对同志温暖如春，对群众感情深厚，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布衣元帅”。同志们！徐向前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胸怀坦荡、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立党为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怀。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和优良作风，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肯尼迪夫人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人们。这个女孩既有主见又很坚强，我想正是这点吸引了约翰·肯尼迪。”很多时候杰奎琳像天使一样，不过她可不是毫无感情的圣徒。肯尼迪夫人拥有无法言喻的魅力。她是美国的象征——充满活力、乐观积极、智慧、热爱工作。她是我这一生中所见的对时尚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帕米拉·克拉克·凯罗，世界著名畅销书Aurey Style的作者，现居纽约城。本书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通过对下列人士的直接采访，深入记述了杰奎琳的家庭生活和她挚爱的朋友们。接受采访的人士有：瓦伦提诺、休伯特·德吉温奇、马诺罗、布兰尼克、奥莱格·卡西尼，以？懊苡袰·E·格斯特、乔治·普利普敦、约翰·洛伦，还有家族成员琼·肯尼迪、休格·D·奥汀克劳斯、约翰·戴维斯。本书附有上百张珍贵的彩色及黑白照片、稿件，以及从未公开过的私人信件、备忘录和随笔。

罗英才，重庆合川人。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成员。1950年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先后在南京军区野战部队和军区政治部工作。1958年起从事中共党史军史研究，参与《十人桥》、《决战淮海》、《突破长江天险》等书的编写。1980年起侧重于陈毅思想与生平的研究，查阅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循着陈毅的足迹，走访众多知情者。主要著作有：《陈毅传》、《中国元帅陈毅》、《陈毅元帅的故事》、《探索——与毛泽东朱德在湘赣闽粤》、《第三野战军征战纪实》（以上合作）、帅星升起丛书《青年陈毅》、伟人之初将帅篇和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革命将帅卷《陈毅》、《旌旗十万》等，并参加《陈毅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陈毅（1901～1972）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字仲弘。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毕业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927年春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第25师第73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任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后历任新成立的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后转战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介石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74师。194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生前发表过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1977年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

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子不计其数，其中一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有为的风流总统的翰·肯尼迪，另一个是世界巨富、狂放不羁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凭借这两个男人杰奎琳登上了女人们所难以达到的权力与财富之巅。本书所介绍的夫人有：一生潇洒，风采如歌——杰奎琳·肯尼迪、从私生女到阿根廷人的圣母——贝隆夫人、破碎的童话——黛安娜、总统的伙伴——希拉里·克林顿、敢与江山试比高——辛普森夫人、当了十三年美国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一人家庭，两个第一夫人——劳拉·布什，芭芭拉·布什。她，任性洒脱，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所爱的男人，最终成为美国最年轻的第一夫人，并以希腊船王遗孀的身份传奇般地告别人世；她，曾是漂泊在大都市里的卖艺女，命运却魔术般将她变成站在总统府阳台上接受万众欢呼的国母，一曲荡气回肠的《阿根廷啊，请别为我哭泣》常让人忆起那神灵般传奇的她；她，童话世界里的灰姑娘，王子将她变成了公主，遗憾的是，这只“永不凋谢的英国玫瑰”最终还是在破碎的童话中凋谢了；她，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嫁个有钱人，果然，在离过两次婚之后，她神奇地续写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千古绝唱；她，作为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第一夫人，却莫名地容忍红颜对手担任瘫痪总统的私人秘书达二十年之久；她，耶鲁法学院的高才生，总统的政治伙伴，一生都挣扎在总统丈夫的绯闻中；而她们，做着婆媳的两个第一夫人，都是喜欢烘蛋糕和遛狗的相夫教子式家庭主妇，虽平平淡淡，却不乏幸福。在这个神秘的权利顶峰，上演着一幕幕非凡夫俗子所能理解和企及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翻开书，进入第一夫人们的情感世界……

张学良的一生与六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书详细讲述了张学良与影响他人生的六个女人之间的真实故事。赵春桂：教会少帅坚韧性格的母亲；宋美龄：张学良蒙难岁月的庇护人；于凤至：身后空穴以待的结发妻子；谷瑞玉：战火中舍生忘死的随军夫人；赵一荻：陪监伴狱五十春秋的红粉知己；蒋士云：保持“柏拉图”情谊的海外友人。对这六位女人，张学良有着生动的评说，他与宋美龄相识早于蒋介石，相见之下“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和她还约会了几次，坦言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夫人于凤至，说不定会猛追“美如天仙”的宋美龄呢。他还对友人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正因为如此，当张学良第一次离开台湾到美国时，即专程赴纽约探望他的最爱——贝太太蒋士云女士，并一起度过了晚年中最愉快的30天……本书从不同的、崭新的侧面和角度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张学良的感情世界。书中所写到的六个女人，都与张学良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系，并非某种意义上的“英雄美人”的风流韵事。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张学良的人生皆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她们本身的经历亦充满传奇色彩。

大连人说自己是大连人，但不说自己是东北人！厦门人说自己是厦门人，但不说自己是福建人；上海人说自己是上海人，但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上海男人说自己是男人，但不说自己是上海男人。秦林（第N种笔名）48岁，正在经商的自由撰稿人。脾气古怪，心地善良。现居北方的南主人，一天不爬文字就无所适从，常年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笔名在媒体上发表心中的想法，不为出名，只为过瘾。曾为出版界捣鼓600余种图书选题，被人“誉”为出版策划人，自己说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痛苦的经历：奉命读书。最滑稽的经历：为男高音独唱钢琴伴奏起错了调。最尴尬的经历：从女卫生间里被人撵出来。最幸福的经历：喜得“千金”。最成功的经历：以后再说。这本书洋洋十余万言的批判，虽算不上句句珠玑，却也难觅挖苦、嘲讽、漫骂、讥笑和诘难，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文化批判的力度。其中，“关于‘精明’刍议”一篇尤显个性。作者通过“精”不在“明”处、“精”于算计、“精”于细巧、“门槛精”有多精等四个论点，强有力支撑了“刍议”的主体，颠覆了多年来根植于人们概念中“上海男人最精明”的社会公论。本书是一本文化批判牟书。文中鲜见“好话”，这很正常。如果要求这本书像写八股文那样，先表扬几下，再抽几鞭子。那就不叫文化批判，叫总结报告。况且，作总结报告，向来不是搞文化批判的人的风骨。也不是秦林的风骨。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闯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表面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气，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为虎作伥却又有着一些民族气节……他一生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一生都是难解的谜。他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和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