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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记述天津市防震减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限始于1991年，下限止于2010年，重要事项适当上溯或下延。坚持志书基本体例。志、记、述、传、图、表、录等体裁并用。结构采用“篇、章、节、目”体。志书之首设综述、大事记，志书之末设人物、附录。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天津市志（地震志1991-2010）》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天津市志（地震志1991-2010）》采用标准的简化字。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必须用繁体字外，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书写格式自左向右横排。标点符号的使用，遵照2011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执行。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量和单位》（GB3100-3102-93）执行。援引资料原文需要注明出处时，在文后用括号注明。统计数字，有关全市性的，以天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以其单位统计核定数为准。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等名称和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天津籍为主，以本行业人物为主；客籍人物在天津市有重要影响者，也予以立传。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做简介记述。

《民国北京城》书写了1912到1949年期间北京（1928年后为“北平”）城市空间的变化，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消费模式，还通过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记述当年的城市面貌、社会痼疾等。书中有丰富的照片、插图、地图，加上附册的《烟袋斜街旧影图卷》，从历史书写上、也从视觉上精彩地重现了民国北京的恢宏图景与百姓日常。

明代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是明代流传至今一部 zui 重要的北部边关志书之一，详细记述了明代蓟州、昌平、真保、辽东四镇和居庸关、紫荆关和山海关三关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建置制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尤其是辑录的上百通正德至万历年间相关的诏令、敕书、题奏和集议，对研究明中后期军事史、长城史和民族关系史，具有重大的价值。此次整理完成完整、精良的校注文本，以体现该领域海内外 zui gao 的水平，为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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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立项、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大的河南旧志整理工程，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汇编影印现存1949年以前历代编纂的河南通志、府（州）志、县志、乡土志等586种，成书565册。为方便读者查阅、使用，本书将19卷目录汇总为1册，辑录《集成》各卷目录，亦反映所收河南旧志全貌。

《滇云历年传/大家文丛·云南文库》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是一部治滇史的初学入门之书。撰者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自远古以迄清之初，以事系年，纲目相从，由目而能知其详，并由此而能使读者获得许多珍贵的云南史料目录知识。而点校者李埏先生按倪氏所标史料出处，取原书比勘核对，从而正其讹误，并据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的先例，加以断句标点，从而形成已见的“校记”，由此能使读者阅读该古籍有所裨益。

上海史文献十分丰富，是构建上海文化研究的文献基础，为保存和流传上海地方文献，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科研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编纂了《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丛刊选择有关的史书、笔记、杂录、诗词等，点校刊印，分辑出版。《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辑 套装共2册）》共收录上海史文献资枓25种，其中较多为珍贵稀见的稿本、抄本和流传很少的刊本，同时也收录一些学术研究时常需用到的古籍文献，所收文献涉及上海历史、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能够帮助读者认识上海历史文化，了解上海民俗风情，理清上海城市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上海史文献资料丛刊（*辑 套装共2册）》在编纂时，按照古籍整理要求进行整理和标点，每部文献均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整理说明，包括作者生平、成书经过、内容简介、文献评价、版本源流、底本使用情况等，为读者使用和翻检提供帮助。

书院出现在唐代，是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场所，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旧式书院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引入西学，开辟中西兼容的教育模式。这种功能的变化在天津尤为突出。天津早的书院，是乾隆十六年（1751）始建的问津书院，其后又有三取、辅仁等数座书院。张佩纶、李慈铭、叶昌炽等名士，均曾任问津书院山长，促成晚清天津科举功名的繁盛，也推动了天津文化的发展。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后，发展为北方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活动汇集之地，西学影响开北方风气之先，出现以书院命名的西学教育机构——中西书院，成为西学传播和学习的场所。随着废除科举和推行新政，天津的书院基本都改为各级学堂。这是城市文化演进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取向变革的体现。这也说明，书院职能随着社会尤其是文化演进不断发生着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代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融合同步而行。而且，历代书院都与当地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是学人展示深邃学问的讲坛，也是很多士人钻研深造的学府，进而对各地知识分子群体个性的张扬、学风的砥砺、文化的演变，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21世纪初问津书院在天津重现。这不是天津学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创办人长期筹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聚集了深厚的人脉，而且携带着浓厚的情感，在兼具人文情怀与艺术素养的企业家支持下，殚精竭虑打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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