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建立在流动的田野基础上将祖先崇拜与祖先图像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著作。本书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再造与宗族复兴置于同一框架下考察，从绘制祖先图像的过程展开，通过人类学、艺术史和图像学对祖先图像和当代的宗族组织形式进行综合研究，尝试回应祖先崇拜与宗族观念在新时期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多元实践路径，丰富了中国世系群和宗族复兴理论的面向。本书还对粤西客家这一较少被学界关注的族群进行相对系统的调查，从方志、民间文献和口述史中，试图恢复一段模糊不清的边缘族群历史。

阿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全国人口10万人以下的28个少数民族之一，属云南省15个特有少数民族及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阿昌族人口仅有39555人（包括盈江仙岛人在内）。主要分布于滇西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陇川县和芒市等县市，部分散居在保山市的腾冲市、龙陵县，大理州的云龙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的户撒阿昌族乡，梁河县的曩宋阿昌族乡、九保阿昌族乡，是阿昌族人口的聚居区。阿昌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先民属氐羌，是由古代东部寻传部落演变而来。“寻传，即峨昌蛮也。”“寻传”远在2世纪时即居住在怒江上游的广阔地区，5-6世纪后一部分陆续向西南迁移，定居在陇川、梁河、腾冲等地。元明时期称作“莪昌”“峨昌”或“蛾昌”“阿昌”。今陇川县户撒、腊撒地区的阿昌族自称“蒙撒”或“蒙撒掸”（傣撒）、“衬撒”，梁河地区则自称“汉撒”与“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定名为阿昌族。在阿昌族形成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融合、分化、再融合的发展过程。阿昌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由于阿昌族长期与汉族、傣族、景颇族等民族杂居，故其语言中带有汉族、傣族、佤族、傈僳族等多种语言成分，语言成分复杂，形成梁河、陇川、潞西3个方言区。阿昌族使用汉文和傣文，现每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为92人、468人、1811人和4940人。千百年来，阿昌族人民始终保持善良、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和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不仅创造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不断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进而推动和促进着阿昌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本书是一部记录地方红色文化的文献整理图书。书中选编、收录了革命战争年代发生在山东青州的感人故事，特别是收集整理的“青州烈士事迹”解说词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以及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青州党史，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页面设计适当留白，让读者写下心得感悟，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本书收录了自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安徽境内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诸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词目594条。所收词目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至清前期、近代七个部分，各部分按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及内容类别排列条目。本书对安徽历史上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性梳理，突出安徽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中外读者更好地认识安徽、了解安徽。

《浙江大学史料》收编的史料全面、翔实。通过对这一时期稀缺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转录，客观、真实、充分地反映了浙江大学早期办学情况。该书作为浙江大学首次系统出版的校史史料集之一，将为了解和研究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技文化史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和史料。

《浙江大学史料》收编的史料全面、翔实。通过对这一时期稀缺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转录，客观、真实、充分地反映了浙江大学早期办学情况。该书作为浙江大学首次系统出版的校史史料集之一，将为了解和研究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技文化史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和史料。《浙江大学史料 第二卷（1927-1949 上下）》是《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收录1927-1949年间的浙江大学相关史料。

《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将浙江作为讲述早期中英关系发展的核心地区，主要是因为学界之前关注的重点是中英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的关系与交往，并且成果已经极为丰硕。而实际上，浙江的舟山、宁波等地在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确立之前，一直是英国来华贸易的重要区域，而且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始终对浙江沿海有着浓厚的兴趣；鸦片战争期间，这里是中英博弈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又成为非常早就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缺少以浙江为中心的中英两国关系史的专门作品。基于上述理由，《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想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即在全球史与中国史的双重背景下，将国家交往与地方叙事相结合，将文本研究与史事钩沉相融合，将线性史述与个案分析相补充，这或许也是《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的特点所在。为了避免写成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的通史，同时也希望《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能够有自己的特色与性格，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方式，即根据所选定的研究专题的性质特点，在篇章结构上，或以编年方式简述史事、或对重大事件加以细节描述、或关注文本介绍；在写作方法上，或归纳总结再提炼观点，或节选翻译再深入分析；在研究程度上，既有在前人学术成果上的深化推进，也有自己的创见；在史料运用上，坚持中英文资料的互相映证，尤其重视使用档案文献。

一个家族如若保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衰，与该家族重视家训、家风以及家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护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淮河历史文化丛书·淮河流域名家大族》将选取曲阜孔氏家族、龙亢桓氏家族、亳州曹氏家族、颍川钟氏家族、淮南廖氏家族、凤阳汤氏家族、寿县孙氏家族、淮安丁氏家族、太邱刘氏家族、颍州程氏家族等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十个家族，梳理其发展脉络，阐释其家训、家风，归纳其繁衍不衰的内在原因，研判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也可为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互相适应，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美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正是环境变迁史或灾害史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12世纪以前，淮河是独流入海的，尾间也十分通畅，水旱灾害比较少，民间也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誉。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到巨大的破坏，下游人海河道逐渐变为地上河，无法排泄淮河洪水，许多支流发生了变迁或淤废，造成淮河流域经常河水泛滥，受灾严重，尤其是中下游地区。面对灾害，历代统治者虽然也采取过一些治理的措施，实施了一些应对之策，但未能扭转淮河对人民危害巨大的局面，灾害反而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条名声在外的害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淮河的灾害仍在持续，但在党中央治淮方针的指引下，数千万淮河儿女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团结治水，淮河的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在治理水灾方面已经走出了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灾致荒、由荒致乱、因乱而水利失修、因水利失修而易生灾害的怪圈。淮河既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战天斗地大无畏精神的展现，更是新时代党和人民政府为民造福。改造自然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之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适中，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开发历史悠久，是我国经济、文化较早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地之一。沂源人、许昌人化石是我国较早的猿人化石。该流域也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和丰富的礼乐文化而著称于世，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三大集团（华夏、东夷、苗蛮）之一的东夷集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直至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其实质是与中原华夏文明及其周边诸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春秋时期淮河流域就有了水利开发的历史，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楚庄王时，孙叔敖在淮河流域兴修水利。吴王夫差开挖邗江，沟通江淮。邗沟连同后来修建的菏水、鸿沟运河，都是中国早期运河。淮河流域在先秦时期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史前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以及历史遗存如聚落、建筑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字、音乐、思想等则是精神层面的典型表现。淮河流域还是中华思想的发源地。孕育于淮河流域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但起源时间早，而且发展程度较高，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