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刀的故事齐是周初姜太公封地，世擅渔盐之利，在东方诸国中最为强盛。所铸的齐刀大型精美，面文自三字至六字不等。其中的五字刀、六字刀钱文流畅秀美，存世稀少，久为藏家所重。有一种五字刀的币文是“节墨之法化”，意为节墨地区的法定货币。节墨又称即墨，在今山东省青岛市北，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币文上的篆字和现代汉字十分相像，二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对节墨而言似乎没有多大影响。节墨刀有几十种不同的背文，最稀罕的二种是开邦（又释辟邦）与安邦。据它们的制作风格应是春秋至战国初年所铸，但按安邦的含义来讲似与战国后期的历史事件有关。事情要追溯到燕国的那场内乱，原来燕王哙年老，让位给宰相子之，却引起了燕昭王党羽的不满。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乘机命军攻破燕国，杀燕王哙及子之，将燕宫内的珍宝重器掳掠一空。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蓄意复仇的燕昭王于30年（公元前284年）后联合秦、赵、魏，命大将乐毅率军攻齐，占领了齐都临莆，也将齐国的珍宝重器包括从燕国抢来的那部分一齐捆载而去。齐滑王被楚将淖齿袭杀，齐国七十余城均被燕军侵占，只剩下节墨和莒城未降。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因与乐毅有隙，改用骑劫为帅。坚守节墨的齐将田单看到机会来了，一面派人与骑劫联络投降事宜，以麻痹燕军，一面积极准备，设下火牛阵，将燕军杀得一败涂地，并收复了齐国失地。节墨之战使齐国转危为安，一说节墨刀的安邦、开邦背文即由此而设。P2

本书全面系统地考释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疑难词语，以广博的征引，谨严的立论，朴实的文风加固着吐鲁番学的基础。

《清代青花瓷》讲述青花瓷器是最富有东方民族风情的瓷器品种，它起源于唐代，元代发展成熟后主要为外销瓷，从明代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到清代，青花瓷器仍占主导地位，上服务于皇室，下普及于民间，外远播于世界，无论是在工艺技术、绘画水平还是产量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高峰。北京作为清王朝十世君王长达276年的都城，皇宫内、外流传至今的清代青花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它们都是来自瓷都景德镇的产品，不仅时代特征鲜明，而且烧造脉络清晰，为世人再现了清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历程。

珍贵的文物，往往出自古代墓葬中。往古之人，将自己对生活的留恋，对理想世界的渴望，都寄予月的积淀，一旦面世，它所显示的创造魅力，所满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既可证 河南博物院编著随葬的器物之中。这经补史，使我们对历代的社会风俗，典章制度，艺术风貌，增加更深的理解，些文物，经过悠久岁又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审美享受和视野的开拓。河南出土的古代陶塑品，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种类繁多、情态万状，是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形象直观、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原人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心灵中跋涉的轨迹。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此遗址被列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境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眼前的这本小册子，作者尽力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一段牵涉众多学科和专业性很强的历史，融会了国内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科普读物，努力挖掘周口店考古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取名《中国原人》是因为日本学者提议用“原人”而非“猿人”，作者认为很好。<

良渚文化是距今4900-39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它的发现至今已逾半个世纪，考古成果在新中国以来成就十分突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要素之一，高超的王雕技术曾为夏商文化所吸收融合。本书通过独特的玉石器物的审美视角，充分展示良渚文物的精美与神秘感，让读者在了解良渚文化的同时，欣赏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智慧的结晶，其中70%的特色玉器，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和公布图版。

昙石山文化是由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它的发现与研究，是福建同时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我国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中，昙石山文化固然不是处于核心或主体地位，但它仍然具有不可或缺和特殊的意义：丰富多彩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是多样又是统一的。它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体，其外围又有许多周边文化与之相联系，“从而构成为一个向心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昙石山文化虽然只属“周边”文化之列，但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在史前时期，已有许多居民采食海贝等物，从而在海边河口形成了许多贝丘遗址，是海洋文化的最早遗存 ”。昙石山文化是分布于福建闽江下游f临海地带的贝丘文化，堪称是该类遗存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昙石山文化，对于认识该遗存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了解创造这类遗存居民的生产生活的特有方式和文化习俗，无疑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我国东南、华南至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古文化，存在着许多共性，关系极为密切。探讨这种关系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过程，海峡两岸的台湾和福建的史前文化研究，至少是其中关键之一。张光直先生早已指出：“台湾海峡的考古可以说是建立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其重要性远超于中国境内范围之外。”作为海峡西岸福建的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昙石山文化研究，其意义当然也远远超出昙石山文化本身。 钟礼强先生是福建武平的农家子弟，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来，持续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兼任过党政职务。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系统讲授过《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通论》、《中国东南区考古》等课程，长期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足迹遍及长江区域及其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在田野考古教学中，更是一丝不苟，言传身教，成效卓著，有口皆碑。正是在这种长年教学实践中的日积月累基础上，写成了《昙石山文化研究》这一力作。 对于《昙石山文化研究》稿，未逐细读，对它的学术价值，当然不应妄加品评。但在匆促浏览之后，仍然给我留下这样两点印象。其一，昙石山文化的研究已经走过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已有多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资料也颇为丰富，但发表资料的方式却比较分散，至今尚无一部专著问世。有关研究的文章也已经发表不少，但都分散在各专题研究中，且其中的见解，众说纷纭，单就昙石山文化的含义，至少就有四种不同的界定。《昙石山文化研究》把前此分散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按一定的方式给予述释。这应该说是对昙石山文化研究成果的集结，也为未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因此说它是昙石山文化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综合性论著，也不为过。其次，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叙述昙石山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程。第二至第七章，运用考古学文化的分析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昙石山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构成《昙石山文化研究》的主体。最后两章，是在其主体内容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对昙石山文化居民的种族特征、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宗教艺术等加以探索。从这个角度说，《昙石山文化研究》又可放在考古人类学论著之列。对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这种研究方式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史前考古学研究摆脱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困惑，以期逐步实现复原远古人类社会生活真实面貌这一最终目标。

甲骨契文、西北汉简、敦煌文书，再加上清代内府大档，向被称为文献学史上的四大发现。但就书法史而言，甲骨文、汉简、西域写本抄本，则是我们重机关报解读书法史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才知道过去造字神话的美妙但不可靠，也才会体察到宋代以前追溯文字的只追寻到两周金文的历史无奈；而国为有了西北汉科以及此后中原、湘楚陆续出土的简牍，我们也才了解了在煌煌巨制的秦汉丰碑巨额之外，还有如此生动活泼、血肉丰满的肉笔书迹的存在并能与碑刻之迹互相印证，从而改变对一些书法史上经典解释的看法。再就是敦煌文书，因为有了它们的面世，我们才知道在魏晋南北朝时，除了后世一致公推的书圣王羲之之外，其实也还有大量散落民间的、不那么讲究笔法的、千姿百态而不是被固定为几种经典散条的书写方式的存在，它们能有效地弥补我们对传统与古典过于单一的诠释立场，甚至党政军构成了一个与经典相对立的民间，民俗书法的美学样式。黄征教授是国内敦煌学方面的专家，从学名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而以丰厚的学术积累，与擅于书法的江吟先生合作，编成这套《敦煌书法精品选》，予书法界有大方便；又对各篇经卷选本认真的[题解]、[释文]、[校注]研究，这就使它区别于坊间一般的敦煌书法写本印刷品，而有了学术文献的功能。

本书是在国际范围内被公认为研究中国铜元的鼻祖和权威的伍德华的经典著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机制当十铜元作系统介绍的书籍。书中分省对中国机制铜元做了大量精细的梳理和鉴别，创设了分解铜元面背，分别编号，以编号的组合来反映芜杂的版别，并且在表格中详细地列出币材、重量、评级等。本书内容曾以英文于1926-1935年在《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上陆续发表，1942年在巴黎正式结集出版，出版60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权威和经典，但却一直没有中文版面世。作为首次中译本，本版中文由上海博物馆钱币鉴定专家钱屿翻译，并重新配制了图版。本书既可作为钱币研究者和近代经济史、金融史和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参考，又为广大钱币收藏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权威、实用的工具。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之一。20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邻国日本是收藏最丰的国家。本书作者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对流散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拟题编目。对于日本一些收藏颇丰，已有过全面拟题的编目，在充分尊重日本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登录和补充，对于一些没有编目的馆藏，则依据每件图版做了新的订题编目。此书的出版，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