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是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他收藏甚丰，其中古铜镜很多。本书用其本人手拓本，采用琦罗版精印而成，拓法精湛，把古人工艺的精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每面古镜都附有相关的文字解说。书后附有今人辛冠洁先生搜集整理的有关古镜的知识、典故、诗、赋……等详实的资料，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对中国“镜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而本书在具有知识性、学术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是一部既专业又通俗的读物。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述阐述；对一些重要的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裴李岗文化》回顾了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探讨了裴李岗文化的内涵、社会发展阶段、源流等方面内容。本书配有彩图7幅、插图24幅，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已成为一个越业越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因为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具有生产文明的条件和基础，因此，探索长江流域的文明对研究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也由此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发现，已改变了我们对长江流域乃至对整个商周文明图景的认识。但目前对这些青铜器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同时，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差异也导致了对长江流域青铜器和青铜文化面貌的不同认识。因此，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长江流域青铜器作整体考察，建立长江流域青铜器自身的年代序列，这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部论文以长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为基础，首先讨论了研究长江流域青铜器的视角与方法。其次，确立了江西新干、湖南宁乡、四川三星堆和安徽屯溪四个铜器群，分析了各铜器群的组合、器形和纹饰等。以此为基础，又将其他零用铜器分为四个区，并对这些铜器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最后，以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为背景，归纳和总结了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特点和由此反映出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所具有的一些传统，初步提出了长江流域青铜器之间和长江流域与中原青铜器之间的异同，以及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相互关系。

《孙瀛洲的陶瓷世界》一书由著名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主编。该书前半部收录了孙瀛洲先生捐献的254件古陶瓷珍品，每件珍品均以一至多幅彩色图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示其精妙之处，生动简洁的特征描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书的后半部汇编了孙瀛洲先生精辟论述古陶瓷鉴定与辨伪的力作8篇，其中《论古月轩瓷器》是先生集其毕生研究的遗作，未曾发表过。8篇论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一字千金。此书是广大古陶瓷研究人员、收藏爱好者的一部鉴定宝典。本书从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2000多件陶瓷中精选了254件精品进行详细介绍，不仅从中能看出中国陶瓷的发展进程，同时也表现了孙先生私家收藏的丰富。

本书包括：内蒙古出土瓦当概论；包头出土的“单于天降”和“单于和亲”瓦当；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出土的战国、汉代瓦当等内容。本书是一本古代瓦当研究的考古学专著。作者做到了瓦当的时空完整性。从时代上看，本书收录的瓦当上自战国时代，下至辽金元王朝，中间的秦汉、南北朝及唐无一缺环。从地域上说，从西向东、由北至南，包括了内蒙古地区出土古代瓦当的主要地点。对内蒙古古代瓦当的研究，从纵横两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从而得出瓦当拓片51幅，微集瓦当拓片仅有17幅。由于书内大部分为考古发掘所获，它们有著明缺的位置、清楚的地位元关系，这就保证了瓦当研究的科学性，有了地区的学作基础，类型学的研究才更为科学、可靠。本书附录的内蒙古新出土的瓦当、历年出土的瓦当和微集的瓦当资料统计表，列出了瓦当名称、出土地点、保存状况、数量多少、当面形制、尺寸大小、资料出处、时代推定等专案。

《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记录了1936年发掘的河南辉县甲乙二墓的发掘过程及所出文物，对墓葬主的身份和年代进行了科学推论，展示了其中重要文物尺寸、形制、纹饰，使长期以来分隔海峡两岸的甲乙二墓文物第一次完整地得以面世。

商周两代是我国青铜文化的辉煌时代，所铸造的青铜器数量众多，体积大小各异，形制丰富，达到很高的水平。然而长期以来，国内青铜器研究主要侧重于器型、铭文等的研究，而对于繁富复杂、精美绝伦的纹饰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本书从商周青铜器动物纹饰的研究史、各种动物纹的类型学分析着手，研究了各种动物纹的分类、承递、演变等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各种动物纹的宗教、政治、文化内涵，是一部动物纹研究完整系统的著作。书中还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亦具有很好的鉴赏价值。

戏剧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物以及自身的行为性或象征性模仿，也就是说，戏剧起源于拟态和象征性表演。在这种模仿行为里，模仿者成为或部分成为角色而不再完全是其自身，其行动受到被模仿者行为方式的限制和制约。这使我们把目光一直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模仿行为里去。最初的模仿当然仅仅出于人类的游戏和模仿天性，图1云南沧源岩画鸟形扮饰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五六万年以前出现了交感巫术信仰，它带来了人类自觉和大量的模仿行为——原始人以为通过对事物的“灵”的模仿可以控制事物，因而模仿过程——操纵“灵”的过程就可以决定实际生活的结果。例如，原始人常常通过模仿狩猎和战争的行为来求取狩猎和战争的成功，其模仿过程贯穿着行为模拟和带有强烈节奏的歌舞表演。这类经常和有目的性的扮饰活动，可以被视为原始戏剧的雏形。今天我们在各地的史前岩画里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初级拟态和象征性表演。依靠交感巫术控制自然的尝试当然是走向了失败，其结果使原始人类由企图操纵“灵”转向了对“灵”的敬畏和乞怜。于是，神便出来统治大地，原始宗教赖以产生，导致了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一系列的信仰和祭祀行为。伴随这些行为出现的，是对神明的谀颂和取悦，对神的事迹的礼赞和模拟。这一阶段的原始戏剧，混杂在祈神和娱神的宗教仪式中，呈现出宗教仪式依附物的面貌，其典型形象特征就是模拟鸟兽形象的装扮表演。史书里有着众多染有神话色彩的有关记载，例如《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其中的“凤鸟”当然是由人装扮的。该书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关于音乐和乐器起源的传说，但我们从中不是可以感觉到当时拥有不同兽鸟图腾的众多部落臣服于尧帝的实际内涵吗？而这种现实是通过拟兽型的图腾扮饰表现出来的。关于尧的继任者舜也有一则类似的传说，《尚书·虞书·舜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虞书·益稷》里还说夔此时提到：“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理解为舜时的拟兽图腾表演。今天在一些上古岩画、陶器、铜鼓上看到的鸟兽扮饰，伴随着有节律的人体动作形象，应该是这类表演的反映。而青铜器上常常见到的兽面饕餮形象，以及一些兽形面具，则有可能被用于这类图腾祭祀装扮的过程之中。图2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锣面鸟形扮饰图3河南禹县西周青铜面具图4傩字甲骨版片在长期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祭祀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专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就是巫，他们行使沟通天人之际的职责。有文字可考的巫祭阶段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其时的巫主要具备代天神示喻的职能，但也广泛发挥祈福禳灾的功用。巫师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进行迎神、降神、祈神和娱神的仪式表演，这些表演具有拟态性和歌舞性，巫在表演中可以不再是他自身而成为他所模仿的人物或天神，此时他就已经“代”入角色，其表演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因而后人常常把巫师的降神表演视作戏剧的起源。从战国时代楚地的祭神歌曲《楚辞·九歌》的歌词中，可以大致窥见当时祭神歌舞和装扮的面貌。周代定鼎后，在传统巫祭活动的基础上，根据王权需要，结合节气承代、气候顺逆和农事丰歉等农耕文化基本因子而主要形成三种祭仪活动：祈求农事丰稔的蜡祭、驱邪避疫的傩祭和求雨的雩祭。其中傩祭的驱傩过程最具有戏剧性。傩产生于原始人类驱除灾疫之灵的心理要求，由原始氏族部落战争的现实映像所启发而形成的以神驱鬼或以恶逐恶的观念，是原始人类萌发赶鬼或驱傩意识的基础。傩祭出现的时间无法考定。殷商甲骨文里有一个字，于省吾先生认为它象形为人执殳在屋子里打鬼（见《甲骨文字释林》）。又有一个字，郭沫若先生解释为魌字，魌就是驱傩。傩的正字原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见鬼惊词，从鬼，難省声”。清段玉裁注曰：“，见鬼惊词。见鬼惊骇，其词曰。为奈何之合声。”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后字被傩字取代。那么，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打鬼驱傩的活动了。周代以后，史书开始有了关于傩祭的正式记载。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既是一部专题研究工具书，又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学术著作，全面收集、摘编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对于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是反映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学术著作，涉及对文字、礼制、建筑等文明因素的考察，及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汇集摘编了20世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论著与观点，涵盖了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学术资料。全书将摘编的近八百多篇论文分为30类，以章节的形式分类编排，便于读者检索。

一此编分正续两编，正编为殷周金文，续编为秦汉金文。一集？以彝器？诚为主，兵器镜？附马。？印泉币应另为专编。一摹写之字据拓本或影印本为多，西清古？等书变易大小者，原器剥蚀模糊者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