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我国馆藏的22颗天珠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理论方法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矿物学、宝石学、显微埋藏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不仅为合理推导天珠的蚀花工艺奠定了坚实基础，还为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天珠在风化演变过程中发生的系统性变化规律，进而科学客观地解析了天珠的受沁现象及发生机理；而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哲学、艺术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则为探讨天珠蕴含的文化寓意、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概言之，本书旨在科学地阐释那些人们关切的与天珠有关的诸多疑问，而这些问题是用传统的考古方法不能认识或难以解释的。 本书从上万张天珠、玛瑙珠的文物资料中精选出558张高清图片以飨读者，这些珠饰考古发掘自我国不同地区的遗址，年代为西周至唐代。书中精美的文物细节图和释读文字不但使我们得以图文并茂地鉴赏这一时期玉髓质文物上的老化特征及时代工痕，更让我们领略到悠久岁月赋予这些珍贵珠饰的沧桑之美。

本书是一部记录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部反映青藏高原考古的通俗读物，作者通过十余篇随笔及多幅直观的实物图和形象的线描图，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图文并茂、通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其在发掘西藏拉萨曲贡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和感受，同时展现了雪域高原上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古老的文明风貌。

《剖面的剖面》记录了杨钟健先生于1932—1936年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两广等地所进行的地质、古生物考察和调查活动。杨老照以前一样，将旅途中所观察、感悟的记述下来，成为一本游记。杨老特别强调，旧时有的游记，有着很美的文字，也是不朽之佳作，然而描写并不合乎事实，如言山必定立壁千仞，说月无非玉兔嫦娥；更有甚者，游龙门必提夏禹，过吐鲁番必称火焰。因而新式游记则须给人以准确的知识，对每一地的地质背景、地理状况和人情风物，均予以正确的记载。这种写作意图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更加突出。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自己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沦陷，杨老带着悲痛的心情于当年11月离开北平，经湖南、云南、四川、陕西，再游新疆，到回到北平，前后历时六年。此次野外旅行是在国土沦丧、时局艰难中进行的，杨老尤感我国山河之美、物产之丰，用“锦绣山河”“地大物博”并不足以说清楚，而应该以实际的描写和科学的解释予以记录。更重要的是杨老看到外国人对于我国的自然地理均有详实考察记录，而我国边疆地区丧失多年从不见有相似书籍出现，不免惊心，深感地质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必要。

《去国的悲哀》写于1923—1928年，讲述了他自己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之后，由家人出资，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古生物和地质学，师从古生物学家施洛瑟的经过。他在本书中记录了自己由华县出发，经北京、上海，然后坐船从上海出发到慕尼黑（他在书中称之为明兴）的经历；还记录了留学期间，与老师同学在瑞典以及德国的其他城市进行地质考察的见闻。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外交亦处于下风，杨老一路走过，见到农村濒临破产，城市建设无望，百姓生活疾苦，心情十分悲凉。在国外见到一切正值发展上升阶段，尤其是每每到博物馆、陈列馆参观，看到别人欣欣向荣，不由得想到自己国家政治经济情形落后，更别说科技文化的发展了。总之，杨老这种矛盾复杂的情感，在他这一路中，无时不刻不在流露着。我们跟随杨老的脚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国外一游，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西北的剖面》首版于1932年，作者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一代旅行调查三个月，又去东三省不到一月，然后参加中美考察团前往内蒙古二连浩特东部一带，后是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由张家口出发一直向西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杨老将这四次旅行的经过和感受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取名“西北的剖面”，由翁文灏做序。

《新眼界》是杨老的欧美考察游记。时值“二战”后期，他从重庆出发，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游历了迈阿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还去了加拿大、墨西哥，之后返回美国，然后到英国，参观伦敦、剑桥等地的地质古生物科研机构，访问并学习。后又从美国返回中国，此时中国已取得胜利，他十分欢欣，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这一趟欧美之行，除了自己的行程路线、饮食起居等，杨老对国外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的情况，有相当篇幅的介绍；此外对目之所及的外国经济、文化的发达也进行了记述，并时常有“我们何日可以达到”的慨叹。他在美国闻听“二战”胜利的消息，和美国人民分享了喜悦，回到中国之后，又看到国内惨胜局面，自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特别是学科建设有了一番新的憧憬。 此次欧美之行，杨老将涉及专业学术的问题在另外一本书——《国外印象记》中进行了归纳整理，以记古生物和地质学科的人物事件为主。按照杨老自己的话说，是将游历过程中印象“最深刻者，用综合方式，列为专题，一一记述”。其中对美国的地质机构、博物馆，学科发展、学人简事，以及z新研究成果等，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进一步与我国的学科状况进行了对比，指出其中哪些为我们可以取长者，而哪些为不值得学习者。杨老一手构建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目前频出的很多新成果仍然要感谢杨老当时对学科的规划和运筹。 1956年8—10月，杨钟健先生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同事周明镇、赵金科以及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一同，应邀访问苏联。归来写成《访苏两月记》。此书记录了杨老在苏联的见闻，特别是与苏联古生物学家的交流，以及在各地进行野外考察和参观的情景。通过文字，我们得以一窥苏联当时的国家面貌和科研实力，了解苏联的古生物学家，并体味当时中苏真诚的友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玖）文字编》是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捌、玖）三册中“字形表”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辑修订合成。本书对原“字形表”进行了增益、检讨和修订，吸收了古文字和出土文献学界对清华简的**研究成果，增设了对“讹”字的标注，以方便不同需求的读者对清华简字形和释文的使用，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书。

《碰撞与交融——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综合齐东方先生多年研究成果，以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器物、图像进行综合性研究。《碰撞与交融——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共分六章，以丝绸之路为宏观背景，以零散发现的个体文物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互动。

《成都考古研究（四）》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36篇，是从2014年至202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涵盖时代从史前至宋明时期。主要内容包括史前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聚落与社会，单类器物研究如象牙、玉器、铜戈、铜簋、石范等；汉晋墓葬文化因素、等级分析；晋宋瓷器；明代蜀王府建筑群；佛教考古；科技考古如冶金、动物、植物、环境考古等；文物保护方面的实践等。涉及区域主要是四川地区，部分内容也涉及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区。

本书为问学丛书之一种。是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进宝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共收录20篇文章，分别从先生治敦煌学之路、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国内外敦煌学人等方面展开。主要篇目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真伪等。

20世纪初之汉魏石经研究，王国维无疑是先驱，而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徐森玉、张国淦、王献唐、孙海波等是中心人物，其中马衡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地位的便利，与王国维、罗振玉以及各方学者各地藏家都有联系，且亲自数度访洛搜集石经，所以是中心人物的核心。马衡先生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精于金石篆刻碑帖研究，将所收集之汉石经拓片（或残石），依据文献记载，整理石经次序，并用石经文字考订文献，编撰成此《汉石经集存》。该书是马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是我国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及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