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名片，历史津梁。四十年前，一片木牍的横空出世，让四川北部的一座小县城——青川，闻名遐迩，举国为之震动，学界为之沸腾。一片小小木牍到底有何魅力，竟能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思？专家学者们前赴后继潜心研究，各抒己见，一点点为我们揭开了这片木牍的神秘面纱。《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的发现与研究》即为百家争鸣的结晶之作。《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的发现与研究》精心遴选了60余篇论文，汇集考古、历史、法律、古文字、书法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对青川木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木牍研究的现状和水平。这些论著试图多角度，跨学科再现两千年前的那段历史，仿佛这片木牍的每一个文字都跳动着那个时代的韵律，流淌着那个时代的血液，让人们穿越时空目睹着先民们生活的场景。至今，木牍上的文字墨迹依然释放着她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藏美：九如堂古陶瓷收藏50年（套装共2册）》为香港九如堂陶瓷博物馆艺术藏品荟萃，分陶器与瓷器两卷，共收录文物500件。九如堂按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脉络，由新石器时代到元代，以美学为主导进行陶瓷收藏，曾多次借出藏品到国外以及香港等地博物馆展览，宏扬中国古陶瓷文化艺术。恰逢九如堂收藏50周年，堂主重新出版图录为收藏作一总结。

《考古学初阶》为严文明先生撰写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文集，内容涉及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农业考古、草原考古、考古报告编写等，体现作者几十年在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方面的思考，是考古学师生及考古学研究的入门之作。

《临淄齐墓（第2集）》集中介绍了临淄两醇（孙家庄）墓地321座墓葬和1座殉马坑的发掘资料。该墓地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镇孙家庄村北，东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12千米。198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为配合中国齐鲁石油化工总公司乙醇、丙醇（简称两醇）工程建设进行了全面发掘。墓地东西长约280余米，面积在32000平方米以上。发掘时将墓地自东而西划分为四个发掘区，各区墓葬单独编号。两醇墓地墓葬均为中、小型，分布相对比较集中，大部分墓葬排列密集，个别地方因施工破坏或堆土出现空白。但从墓葬总体布局看，整个墓地存在打破关系比较少，同时代的墓基本不见打破关系，墓葬分布排列具有一定规律，属于一般平民“邦墓”之地域。在321座墓葬中有228座墓葬随葬陶器，其中，变化规律明显的主要有鬲、豆、罐、盂、鼎、盖豆、壶、盘、匜、敦10大器类。根据这些陶器的特征、器形的变化以及器物组合演变规律，可将随葬陶器的墓葬分为七期，由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西周晚期陶器组合基本为鬲、豆、罐、盂，并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春秋末期器物组合开始发生变化，新出现了鼎、盖豆、敦等器型。到战国时期，完整的器物组合以鼎、豆、盖豆、鬲、盂、壶、盘、匜为代表。墓地布局、器物组合和棺椁形制自春秋晚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尤其到战国时期，陶礼器的普遍使用以及石椁墓的流行是一种礼制上的僭越。从随葬品的数量对比来看，自春秋晚期开始，墓葬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可能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反映，这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均衡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自春秋中、晚期普通墓葬中开始随葬青铜兵器的现象，或说明国家武装力量的扩大和武装力量来源的增加，与同时期墓主性别比例的变化吻合，应是兼并征伐战争日趋激烈的结果。通过对两醇墓地系统整理与研究，可以看出墓葬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末，随葬陶器及组合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一定的发展规律，包括腰坑、壁龛、石椁、积石、洞室墓以及殉狗等葬制、葬俗的演变，逐渐表现出典型的齐文化特色，是研究齐国葬制、葬俗的重要资料。

南越国官署遗址自1975年发现南越王官砖石走道以来，于1995、1997。1998年进行了大面积抢救性发掘，2000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官博物馆筹建处联袂组成南越国官署遗址发掘队对其进行主动性发掘，至2009年共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官署遗址清理出自秦代以来至民国十三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充分表明遗址所在地一直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映了广州两千多年来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也是岭南社会发展的缩影。这几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历朝历代各类遗迹4800多处，田野编号的小件器物4万多件号，各种发掘品堆积如山，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虽然如此，为使社会各界尽快了解发掘进展，历次发掘都适时地以简报或报告专刊形式发表了阶段性成果。1998年广州市政府批准成立南越王官博物馆筹建处，根据《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联合发掘议定书》：原始发掘资料包括发掘记录、绘图、照片以及出土器物，应全部归南越王官博物馆筹建处所有。2008年底，南越王官博物馆（一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筹建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馆舍建设上。2011年撤销南越王官博物馆筹建处，正式设立南越王官博物馆，南越国官署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全部入藏南越王官博物馆。至2014年5月南越王官博物馆（一期）建成全面开放，推进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就提上了日程。经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文物局）同意，南越王官博物馆改造原有没施，改善整理场地，为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打下良好基础。

刘济荣（1931-2016），广东兴宁人。当代岭南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57年毕业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求学路上有幸得到关山月、杨之光、蒋兆和、叶浅予等名师的教导，并深受其影响。刘济荣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岭南画坛人物画的主将之一。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人物画领域默默耕耘，取得了成就。他坚持艺术与时代、群众、生活三者紧密结合的创作理念，深入祖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艰苦的西部地区，努力以画笔讴歌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朴实，线条挥洒灵动，水墨酣畅淋漓，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刘济荣长期担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承担人物画教学科研工作。他在教学和实践上特别提倡“四写”：速写、写生、摹写、默写，强调在扎实的造型能力的基础上结合笔墨技巧的运用。作为徐悲鸿与蒋兆和艺术思想构成的“徐蒋体系”的传人，他也将这_体系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经验传授给-批又一批青年艺术家，在他的带领下，岭南画坛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人物画家。刘济荣于2016年12月15日因病逝世。家属根据其生前意愿，，决定将其部分遗作捐献给广州艺术博物院。2017年，广州艺术博物院接受刘济荣家属捐赠的刘济荣作品689件，并举办捐赠作品展和出版相关图录，系统回顾刘济荣L生的艺术成就。在此，我们谨向这位老艺术家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

水陆庵位于西安市蓝田东南部的普化镇，距离蓝田县城9公里，距西安市区约22公里。水陆庵源于隋唐时期著名古刹悟真寺。据史料记载，悟真寺开创于隋开皇年间，由高僧净业奉诏兴建。唐代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悟真寺达到了极盛时期。宋代改名为崇法寺，沿袭了唐代上、下悟真寺的规模。明代悟真寺整个建筑规模缩小，原有悟真下寺的水陆大殿成为现在的水陆庵，明秦藩奉为家祀佛堂。水陆庵的精华为明代泥塑，这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较大的泥塑群。其布局依建筑墙体有序排列，前殿有背光墙三世佛、门口南北壁卢舍那佛及毗卢遮那佛、南北壁五百罗汉渡海及药师十二尊神将、南北隔墙东侧地藏及药王菩萨像组成；后殿则由背光墙西壁三大菩萨像、南北隔墙西壁千手千眼观音及无量寿佛、南北总数共计三千七百余尊，包括了佛、儒、道以及民间本土信仰的天神地衹，其中有佛传故事、经变故事、星宿神衹、民间故事以及供养人物。

历经60年的合浦汉墓发掘以及自2002年以来展开的大浪汉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发掘，不仅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居址、码头之类的重要遗存，更为难得的是从中提供了大量反映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信息。作为近20年来合浦汉墓、汉城址发掘工作领队，熊昭明在历年田野考古的基础上，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现在，他将其主要的学术资料和重要的学术观点凝集成这本《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昭明特嘱我为之作序，我是非常乐意的。众所周知，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早的始发港之一，这不但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得到了考古实物的印证。合浦借紧邻东南亚、江海相连等自然地理之便，很早就开始了海外交往，至汉武帝时，更是正式开通一条从这里出发的官方远洋航线。航线始自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合浦都是两广进入交州的枢纽之地，中原入交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大都以合浦为中转站。历年合浦港的考古发现，引人瞩目之处，自然是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若干文物，尤其以各种精美的珠饰、玻璃器、波斯陶等，具浓郁的外域特色。两城址的发现也很重要。城址不但揭示了合浦汉代聚落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墓葬群一起，还可对汉代合浦社会做出初步复原，且早期的港口往往与城连为一体，因而对于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不言自喻。昭明为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合浦汉墓出土的这批考古资料，做了许多前期积累。除按照考古学的通则以考古报告、简报的形式尽可能客观、详细地公布考古材料之外，他还通过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之间的合作，对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珠饰进行了测试分析。这项工作不是用所谓“科技考古”来装点门面，而是考古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形成的真正密切的合作：昭明选取珠饰样品供李青会做成分测定之后，一同根据出土背景进行考古学综合分析，探寻其源流，形成他们2011年合作出版的《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一书以及其后发表的多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这些形形色色的珠子，既有直接从外域传人，也存在不同地区仿制的，不同的原料、工艺和烧制方式与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珠联璧合，确实让人透过这些“蕞尔小物”看到了当时人类文明交往的“大干世界”。昭明并不满足于他既有的研究成果，一直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置于时空背景更为宏大的中西海路交往中探究。为此，他和四川大学吕红亮、赵德云等青年学者合作，着手收集、翻译同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地区历年来发表的重要考古资料，将其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昭明还注意到，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但以汉文化为主体，还与同时期两广、两湖、江浙、西南等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联系，甚至影响到合浦与内陆地区陆上交通的若干方面，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统一的汉帝国背景之下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文化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为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学标志之一。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都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所进行的推论言之有物，持之有理，令人信服，既体现出考古工作者严谨、认真、客观、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也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

良渚遗址1936年发现，1959年正式命名良渚文化。196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1981年发掘了余杭瓶窑吴家埠遗址，并在当地建立了工作站，从此良渚一带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考古工作。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人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千米的保护范围。200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千米，成立了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加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2013年，《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良渚遗址的红线保护范围由原来的33.8平方千米调整为42.4平方千米。余杭区正式启动了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目前申遗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良渚古城所在的3平方千米范围内的住户已经在2013年年底搬迁完毕。时光飞逝，五千年一瞬，回首间我也已经在良渚这片土地上发掘与寻觅了30年。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我有幸亲历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看到良渚遗址发现、认知与保护的整个历程。历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良渚古城的基本地貌能够保存至今，有着许多的偶然与必然。当四千年前的大洪水过后，这里曾经的辉煌便销声匿迹了。由于江南地区一直是水路交通，所以当年的莫角山宫殿区的高台成为杂树丛生的荒山，而城墙与那些临水的台地成为后来村庄的选址。20世纪50年代，莫角山成为杭州市民政局的果园，因此避免了70年代以后农村扩展开发的破坏。自1981年以后，由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期不断的考古工作，良渚一带越来越多的遗址被发现，良渚遗址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成立以后，使良渚遗址得到了更加有效的管理和保护。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成为每年按计划进行的一项常规性工作。经过连续十年的考古勘探、调查与发掘，我们基本搞清楚了城内外的遗址分布与水系，初步确认了外郭城与外围水利系统，对城内莫角山宫殿区的堆筑情况以及遗迹分布情况也有了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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