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总录》是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国家ji文化抢救和文化建设项目，以照片、拓片、线描及墓葬位置复原图等方式记录汉画图像，对图像的出土地点、年代、尺寸、材质、考古环境、画面内容、图像关系等作全面著录。项目计划正编150册，补遗50册，将通过构建一部完整的汉代图像志，为今后汉画的保存、再现、使用等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为中国上古晚期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淮北地处四省交通之处，襟带左右，连接南北，研究淮北汉画，更多的是通过淮北汉画来看汉画之间的覆盖、流通和流传的情况。《汉画总录》淮北卷，补充了对汉画整体的认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准确、细致的基础材料。本社2012—2013年出版《汉画总录》（1—30册）。2013年，《汉画总录》（10册）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本书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的展览图录，主要展示和介绍了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400余件珍贵文物，除了诸多与张献忠大西政权以及明代地方藩王相关的文物外，还有大量兵器、货币、首饰和生活用品。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览的集结。展览汇集了焦家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精选了其中230余件玉器、陶器等遗存代表，是这些国宝首次以*全的阵容集中向公众亮相。展品中有玉钺、玉刀等大型礼器，也有形式精美的玉器饰品，更有富有生活气息的日用器皿。在远古时期，它们可能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或者财富地位的标志，但今天它们更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物证，向我们传达神秘悠远的历史信息。希望我们以此次考古新发现和展览为契机，共同追溯远古历史，品味悠久文明，为继续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不懈奋进。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第一，先秦时期器物。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

大运河是春秋以降在中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的水路，对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大运河沿线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一大批重要的遗址，整理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同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从经济交流、水利工程、河流形态、城市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等各个方面，拓展了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推动了大运河的保护和传承。

本书收录了1954年（甲子）至1957年（丁酉）王钟翰先生手写的日记。书中真实地纪录了王先生读书写作、教书育人和尊师敬长、广交友朋的方方面面，一经阅读，感人至深。本日记实为后人为学行事之津梁与典范。为了保持原始手稿的原貌，采取影印方式整理出版。

《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全面收集和梳理了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资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北方地区殉牲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各地区的差异。首先，《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将中国北方地区的殉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并将其置于所在地区、考古学文化、墓地中的墓葬形制、共存随葬品以及埋葬位置等背景中进行研究，以便探讨殉牲现象背后的行为模式和生业方式。其次，对于近些年新发表的殉牲动物的鉴定结果采用了国际**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展现了殉牲类型与游牧经济的关系。殉牲类型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甚至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内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提供了在葬俗和经济类型方面的参考，也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农牧混合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过渡提供了证据。最后，《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对欧亚草原东部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殉牲也做了系统性的梳理和讨论，并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殉牲进行了比较研究，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乳源莱山六朝至唐时期墓葬发掘报告》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乳源莱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乳源莱山六朝至唐时期墓葬发掘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莱山遗址六朝至唐时期墓葬的发掘和整理情况，对墓葬进行考古分期及相关研究，并对墓地属性、墓葬的埋藏学观察、葬俗演变以及文化特征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该批墓葬年代关系完整，时间跨度大，墓葬保存状况好，结构特征多样，出土器物丰富，种类繁多，为研究六朝至唐时期“北人南迁”、“岭南开发”等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对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根据自然和考古学文化两方面特征，把燕山南北地区分为燕山以北和燕山及其以南两个地区，在对两个地区遗址详细分期的基础上，又将其划分为十八段，七期，三个发展阶段，并对十四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特征、类型、分期、年代、谱系、聚落形态进行了详细讨论。

《简帛》是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围绕相关的三个层面，一以战国文字为主的古文字研究，二以简帛为主的先秦、秦汉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三以简帛资料为主要著眼点的先秦、秦汉史研究，发表论文和动态、评介、资料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