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物论集（温州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纪念专辑2008-2018）》入选文章主要辑自《温州文物》自2008年至2018年期间，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每位作者独立署名，不超过一篇。内容是对近十年来温州地区考古整理，文物、历史、非遗研究以及博物馆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组成。对研究温州地区的历史文物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新出土文献与近现代上古史研究/“通古察今”系列丛书》主要利用新出土文献，讨论近现代上古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与其代表学说，说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之思想来源及其长处和不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所当有的规则，疑古与重建之间的纠葛，重建上古史的路径，以及晚近因为出土文献而激发的对于近现代上古史研究和今后上古史研究的讨论。《新出土文献与近现代上古史研究/“通古察今”系列丛书》适合大学以上水平的教研者使用，适合上古史研究者和近现代史研究者使用。

《雪域文博选集》收集整理了作者在西藏从事文博工作20年来所记录的高原考古、历史文物、文献档案的调查、征集、整理、收藏、陈列、展示、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纪实。此书的出版了解西藏文博事业的发展以及我党对西藏文博事业方面的支持有一定的帮助。

本书按照文献学理论分支学科的划分，分别为版本学选文、目录学选文、校勘学选文、辨伪学选文、辑佚学选文、小学经典选读和文史经典选读7个章节，选取经典篇目，并撰写导读，介绍作者与选文内容，阐述选取原因、选文价值，较为全面地推介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理论及前人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本书定位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拓展教材，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可为学生学习古典文献学提供便捷途径，希望学生能够借助本书，培养、提高古文献学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丰富古文献学知识、理论、方法和经验，培养一定的文献学学术能力。

山西青铜文化历史悠久，且体系完整未曾中断。山西境内出土的青铜器更是精品迭出，工艺精湛、纹饰精美、构思奇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山西青铜文化：山西商周鸟装饰青铜器》以鸟做为装饰的山西青铜器为范本，通过对其装饰风格、造型特点、进行分析，试图去揭示山西青铜器的工艺特点、艺术特点及其地域性特色，从而了解山西的青铜文化的特点，进而让读者了解山西、了解山西文化的特点。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全面系统地公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组成的澳门联合考古队于2010～2012年期间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的成果。遗址内发现学院夯土围墙和大型基岩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瓷器碎片以及砖瓦类建筑构件残片，其中包括不少年代约为明末清初的外销瓷残片，为中国陶瓷器外销、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掘报告（2010-2012）》的出版对于深化澳门历史考古研究、中葡贸易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均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成都考古研究（四）》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36篇，是从2014年至202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中遴选出来的。涵盖时代从史前至宋明时期。主要内容包括史前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聚落与社会，单类器物研究如象牙、玉器、铜戈、铜簋、石范等；汉晋墓葬文化因素、等级分析；晋宋瓷器；明代蜀王府建筑群；佛教考古；科技考古如冶金、动物、植物、环境考古等；文物保护方面的实践等。涉及区域主要是四川地区，部分内容也涉及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区。

本书为问学丛书之一种。是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刘进宝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共收录20篇文章，分别从先生治敦煌学之路、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国内外敦煌学人等方面展开。主要篇目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出及其反响、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日本所藏敦煌文献的来源及真伪等。

20世纪初之汉魏石经研究，王国维无疑是先驱，而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徐森玉、张国淦、王献唐、孙海波等是中心人物，其中马衡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地位的便利，与王国维、罗振玉以及各方学者各地藏家都有联系，且亲自数度访洛搜集石经，所以是中心人物的核心。马衡先生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精于金石篆刻碑帖研究，将所收集之汉石经拓片（或残石），依据文献记载，整理石经次序，并用石经文字考订文献，编撰成此《汉石经集存》。该书是马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是我国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及收藏价值。

碑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据史料记载，从西汉即以石代金，用碑刻记载功德和事件。此后，碑刻无论是形制还是内容，都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史料类别。由于它材质坚硬，相较于纸张更易保存，故而广为使用；又由于它的内容相对真实，故而成为证史、补史、纠史的可信资料。碑刻有这样的特点，广受社会各界青睐，寺庙也不例外。五台山古称清凉山，因山中五峰耸立而得名，居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佛教何时传人五台山，众说纷纭，有东汉永平说，也有北魏说。无论哪种说法，都足以说明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有修史的传统，国有史，地有志，僧寺亦有树碑立传铭刻寺庙大事的习惯。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五台山众多的石刻，文字或是刻于山崖，成为摩崖石刻；或是雕于石碑，成为碑铭；或是嵌于墙上，成为石碣；还有一类特殊的石刻，就是经幢。敕谕护持、政府文告、记功颂德、记游记事、题诗抒怀，目的虽然各异，但都是前人遗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早大的建筑，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而梁先生断定东大殿为唐代建筑的依据，正是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一尊经幢——《奉马国及法界众生造佛顶陁罗尼幢》。经幢第八面明确记载：“昭义军胜愿寺比丘尼宝严，先发愿于台山佛光寺造佛顶尊胜陁罗尼石幢一所，奉为国及法界众生、蠢动含灵证真常乐，及愿先亡父母神生净土。同建造石幢主剑南东川卢州浮义县高福寺比丘尼寅堦。大中十一年十月一日建造。”准确的始建年代，使这座文物有了准确的纪年，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经幢还记载，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甯公遇”。由于捐资者的身份高贵，其建筑级别也相应被提高。鉴于碑刻所独具的研究价值以及五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五台山碑刻（套装全5册）》纳入《山西文华·史料编》出版，使这些光彩煜煜的文物，绽放出方方面面的光芒，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