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玉图鉴》从器形和纹饰入手研究玉器的传统，在整理研究几乎所有已经发表出土玉器资料的基础上，拟选取各时代出土玉器的标准器，细致考察其器形、纹饰，总结时代本质特征，分人纹、龙纹、蟠螭纹、动物纹、组玉佩等类别，以图释典型器的形式，进行精确再现与详细讲解，并辅以变形、变体与特例补充说明，力求以图释构成图谱，形成中国古玉器形纹饰的发展图谱。

本册内容方面主要为《孙膑兵法》，全书包括总序、凡例、说明、图版、释文注释和附录几个部分。其中图版部分又包括彩色影像、红外线影像、摹本和彩色放大影像。本册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执备》《病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无教法》和《强兵》，均为佚文。出土竹简经过再整理，编联缀合成共有224枚，其中仍有缺简。附录中主要记录了孙膑资料辑录、竹简整理信息表、复原信息示意图以及参考文献。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是近年来陕西省两周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墓地的考古发掘从2005年4月开始，经过多次的考古勘探，发现大、中、小型的两周墓葬达1300多座。截止到2009年底，已发掘中字形大墓M27和甲字形大墓M26、M19，另发掘中小型墓葬40余座。本报告收录的是三座大墓和一座陪葬车马坑的发掘资料。三座大墓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遗物，金器、青铜器、玉器等大量珍贵文物，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为贯彻落实“龙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一定要好好保护、传承和弘扬”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博物馆于2019年11月16日—17日举办“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印度、肯尼亚、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开展文化与产业、生活与艺术、传统与时尚的对话，深入挖掘青瓷文化新的内涵，加快青瓷文化的“深化、物化、转化”工作，推动青瓷产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形成本书。本论文集对加深龙泉青瓷理论和技艺的理解，揭示龙泉青瓷更多的文化和时代意义，更为全面系统认知、了解龙泉青瓷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更利于龙泉窑研究的水平提升和国际化拓展。

1.本地图集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册内容包括：文物工作和文物状况概述；序图；文物地图（专题文物图和市、县文物图）；重点文物图；文物单位简介；文物单位索引。2.原则上收录经历次文物调查确定的现存不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少量为保护而进行搬迁的古建筑和碑刻等。3.所收文物年代下限一般为1949年，1949年以后仅记录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者。4.经过清理或发掘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已经拆除的古建筑，原址已无文物而留有科学记录资料的也予收录，并在所在地“简介”中登记，但只编序号。不编分类号。5.收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分为七大类（用汉语拼音字母顺序代表）二十七小类，在地图上各用不同符号表示（详见图例）。6.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有内在联系的不同类别的文物，如作为一处，则列入主体文物所属类别，在文物单位简介中予以说明。7.一处文物单位分布范围较大，包含的文物数量较多且较重要者，仍编为一处，下列子目。8.文物单位编号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分类编排，分为总顺序号和分类顺序号。各类中按时代早晚顺序排列。个别跨县的较大型文物，分别在各县文物分布图中收录，在文物单位简介中加以说明。9.文物单位名称原则上采用本名（学名）或影响较大的俗名。无法用上述方式命名的，以其所在地的村庄或自然地点命名。10.年代采用中国史学界公认的纪年。有些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使用地质学年代。历史时期使用王朝纪年。个别边疆地区一些难以确认朝代而大致属“青铜时代”的，标以“青铜时代”。1912年起的近代和现代文物，一般使用公元纪年。

2018年5-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凤凰山所在山体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不同时期墓葬92座，出土器物500余件（组）。余杭凤凰山墓葬类型丰富，延续时间跨度大，自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明代。墓地墓葬分布密集，为古代重要的埋葬地。该墓地发现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器物丰富，组合较完整，有鼎、盒、壶、瓿、罍、罐、钵、熏炉、杯、羊角器、璧、纺轮、盂和玉器等，为研究西汉早期墓葬器物组合的规律提供重要材料。发现砖椁墓7座，涉及多类砖椁墓型式。发现主要分布于老余杭一带具有特点和地域性的熏炉。凤凰山墓地发现的墓葬为研究不同时期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制及演变，进而为研究墓葬的年代序列及区域间文化面貌差异等提供重要材料。该报告详细披露了凤凰山墓地墓葬和出土遗物情况，并以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墓葬的形制、典型器物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墓葬进行分组和分期以及年代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变化趋势，对丧葬文化的演变进行初步探讨。

本书是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碑帖保护与研究课题成果之一，在原有松江博物馆藏碑刻的资料保护与整理中补入松江区文化市场和文物保护管理所、醉白池、方塔园等单位所藏碑刻内容。完善了松江碑帖的新近保护现状与内容，并附尺寸信息与专家撰写的内容提要。数据准确，内容清晰。除传赵孟頫书《前后赤壁赋》，董其昌临《自叙帖》等临摹观赏价值的书迹之外，另有历代松江前贤的名人画像。不仅是了解碑帖保护情况、读者欣赏临摹的参考，亦是反映乡土文化，追念前贤的成果。

已往考古资料显示，关中地区唐墓除唐陵周边陪葬墓外，长安城内居民的墓葬多集中于渭河以南长安城周边的南郊、西郊、东郊一带，其中贵族或有一定品级官员的墓葬又以城东及东南的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城南的凤栖原、少陵原、毕原非常集中，渭河以北区域则在西**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办事处（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周边多有发现。本次发掘的地点北距空港新城底张街道办事处约4.3千米，自然地貌上属于渭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之上，较底张街道海拔稍低。发掘过程中还清理了隋唐时期墓葬70余座，分布集中，互相无打破关系，在发掘区域以外可能还有分布。墓主既有一般平民，也有包括元大谦夫妇在内的品官或中低级贵族（其他资料待刊），可见这里是一处沿用时间较长的墓地。在发掘地点西南2.3千米的任家嘴三五三〇厂区内有一座封土底径约40、高约5米的墓葬，传为白起墓。唐代成书的《括地志》载：“今咸阳县，古之杜邮，白起死处。”书中又称“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县东二十一里。”按今考古工作所确认的安陵邑分布位置，唐代咸阳县城应当正在本次发掘地点西南部约2千米的范围内。不排除平民墓葬的墓主源自当时咸阳县内的居民，但其中仍包括长安城内居民，特别是元大谦墓志中记载该墓位于先茔之侧，可见此处是其家族墓地所在。本次发现补充了唐长安城周边墓地分布的材料。此区域墓葬级别明显低于近年来在底张街道周边发现的同期墓葬，这是二者的区别之处，或也是联结长安城与其北部底张街道墓区之间的节点。元大谦墓志所载葬地为咸阳县武安乡，本次发掘出土的一方隋代墓志中则称此地为白起乡（资料待刊），均与秦国武安侯白起相关，《括地志》一书中更是直指唐代咸阳县址即秦代杜邮亭所在。但从近年秦都咸阳城考古工作来看，隋唐时人对于杜邮地望的认定可能已有讹误。

本书是“唐家湾历史文化丛书”之一，是唐家湾首部文物保护利用笔记。书稿将系统记录、整理和研究2009-2019年唐家湾精心修复的30余座历史古建筑全过程，公开修复过程中的勘察、设计图纸，全面披露唐家湾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真实记录。在这段古建筑修复的探索道路上，倾注了专家学者及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无数心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本书能为今后的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与借鉴。 本书稿约150千字，有图片约100幅。

《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4 套装上下册）》是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统一领导下，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单位合作编集的大型墓志丛书。拟收录自公元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内出土的历代墓志。凡一九四九年以前已有拓本流传，或已在金石、考古文献中着录者，《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4 套装上下册）》一般都不再收录。《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4 套装上下册）》收录墓志的年代，上自秦汉，下迄民国初年，即包括墓志产生、流行的整个历史时期。《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4 套装上下册）》资料来源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经各级文物考古单位科学发掘出土者。（二）非经科学发掘，但出土时间、地点明确的徵集品。（三）原流散于民间，出土时间、地点不明，但未曾着录发表者。